自從一九九四年啟動教改，並喊出「廣設高中大學」的口號以來，大專院校數快速增加，目前已多達一百六十三所。

然而，在少子化的趨勢衝擊之下，許多大學已經面臨倒閉危機。前政務委員，台大社會系教授薛承泰曾經從人口社會學的角度說明，目前台灣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危機：在一九九○年之前，台灣施行「精英式」的高教政策，當年約有五十八萬大專學生。教改啟動到二○○○年之前，實施的是「大眾式」的高教政策，當年有一百零九萬大專學生。

此後台灣即走入「普及式」高教的階段，目前大專及以上學生主要為七十八年至八十三年出生者，人數共一百三十五萬，為出生時總人口數一百九十四萬之七成，這已經達到歷史上限。從八十三年（一九九四）之後，台灣出生人口即逐年減少；到了十年之後的一百一十五學年，大專學生為九十二至九十七年出生者，共約一百二十五萬人，以七成進入大專計，總學生數不過八十八萬，約當前的百分之六十五。薛教授因此警告：「到了二○二五年，台灣將會有三分之一的大學倒閉！」

緩解這種危機的唯一辦法，就是開放大學，到大陸及東南亞地區招收大學生。有人估計：假如台灣每年能夠從大陸或東南亞地區招收到十萬名大學生，或許可以緩解「大學崩盤」的危機。然則，台灣的大學要憑什麼來吸引大陸及東南亞地區的「留學生」呢？

我一向認為：台灣是中華文化現代化最好的實驗室。從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台灣以「儒、釋、道」為主的文化傳統，吸納西方及日本文化，已經塑造出一種十分獨特的文化型態。過去三十年間，台灣學術界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經驗，已經使我們很清楚地認識到：台灣學術社群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以西方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來解決當前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我跟大陸學術界的朋友談到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問題，許多人也都承認：當前中國的發展是「實踐很偉大，理論很蒼白」。目前大陸的學術界面臨了三個明顯的「斷裂」，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三十年，是一面倒式地「全盤俄化」；一九七九年之後的三十年，則是一窩蜂地前往歐美國家「取經」，飢不擇食地「全盤西化」。學術界連消化西方理論都力有未逮，更不用談什麼學術創新來跟西方「對話」或向西方理論挑戰。

今天中國各級學校不僅找不到合格的師資來傳授中華文化，有些學校想開設相關課程，也可能遭到「左派」地方官員的反對。更嚴重的是：在高等院校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許多「海歸派」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在從事研究工作的時候，也是盲目移植並套用西方個人主義式的研究典範，成為西方學術殖民主義的幫凶而不自知。他們的研究成果或者和母社會脫節，或者根本解決不了母社會面臨的問題，甚至還可能造成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大陸學者因為有「三個斷裂」的限制，縱然有人想努力「補課」，一時之間，恐怕也還找不到頭緒。相反的，目前台灣有自由開放的研究環境，沒有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折騰，過去三十年間，政府更投入了大筆研究經費，資助學者從事本土社會科學研究。台灣地區的本土心理學者經過三十年的反思、批判、沉潛與積澱，對於這些問題的解決，已經摸索出獨特的門道。

在未來十年內，台灣的學術界正可以這種反差作為利基，訓練出一批人才，一面傳授西方的科學哲學，一面學習如何運用「多重哲學典範」，建構「含攝文化的社會科學理論」，把台灣各大學建構成「本土社會科學」的重鎮，這或許是吸引外地學生前來留學的可行途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