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希均(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一）

半世紀前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剛到美國，每次參加聚會，特別是熱鬧的派對後，終有一種曲終人散後在異鄉的落寞感。一九五九年九月初抵南達柯達州立大學的校園（Brookings），宛如置身在一個大公園中，分布在四周的教學大樓，教授研究室、圖書館、足球場、室內游泳池，多功能的學生活動中心，學生餐廳中不限量的牛奶、咖啡，熱狗、麵包；大學生都開了自己的車上學，真是難以想像在一個州立大學的校園中，就看到了美國開放、多元、富裕的縮影。

剛來自「落後地區」的台灣，這種美式生活，除了羨慕，無從嫉妒起；但是內心深處終不斷出現一種聲音，什麼時候我們的國家可以趕上？

我清楚地記得九月下旬歡迎外國學生的茶會。近百位外國學生，大多來自開發中國家，有些穿著本國服裝，像個小型的聯合國。個別介紹時，印度同學說：「我要回去協助解決教育的落後。」新加坡同學說：「我們地方小，但人民志向不小，我們出來學習美國的圖書館制度。」埃及同學說：「我們農業落後，要學習新的農業技術。」我們三位來自台灣，結結巴巴的英語，辭不達意。當茶會化整為零，分成小組聊天時，看到其他外國學生彼此親切交談時，才知道自己的拘謹、不善表達，以及一般智識的不足。

回到宿舍的途中，剛才的場景一再出現，那就是與其他外籍學生比，我的起步就已經落後了。因此下定決心，一定要先把英語學好，也要趕快增加對美國社會的了解。

日夜的努力，專心的學習，與老師、系中研究所同學、室友不斷交談，像海綿似的吸收新知，第一學期結束後選讀的三門課全得A，這奠定了我的信心。此後讀書、寫論文、任教都很順利。在威斯康辛大學經濟學系任教（一九六四～九八）三十四年後退休。回到台北，參與了出版，居然發現了一個更寬廣的領域，可以傳播新知識與新觀念。

（二）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修習經濟，它使我逐漸感覺：個人與國家的關係與我在反共抗俄的台灣所學到的剛好相反。在美國是個人在先，國家在後。因此，個人進步，國家才會進步；個人富裕，國家才會富裕。

因此年輕的甘迺迪總統在一九六一年總統就職的講詞中，那廣被引述的二句話是有道理的：「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國家不能決定你的前途，是你自己決定你的前途。

我現在對台灣的擔心是：社會上瀰漫太多社會主義思想─政府要負所有的責任，來解決社會上出現的所有問題，而自己又不肯多付稅。沒有一個人不批評政府，沒有一個人會要求自己多負起責任。對我這個相信市場機制的人，覺得太不可思議。一九五○年代在眷村長大，我們那時祇學會一件事：「事在人為，一切靠自己。」

在美國多年的生活中，學生找不到工作，學生的薪水低，很少會直接指責政府。我二個孩子在那邊長大，經過讀大學、找工作的過程，他們當然就是靠自己。更值得指出的是，即使美國每人所得比台灣高出一倍時，他們對「自己買房子」及「孩子念大學」看成二件「大工程」，都是需要經過精打細算、長期規畫及全家一起節省。在台灣全變成了政府的責任。民主政治變成了民粹式的討好政治。

人人靠政府，政府的財政一定被拖垮；人人肯爭氣，政府才會有生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