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勢學者、社會觀察家從上個世紀的後二十年開始，著書立說，指示世人「地球村」的形成是必然，多元化的社會存在是性格，地球是平面的，組織體包括政府機構和企業機構，當走扁平化的創新設計等等。林林總總的提醒，對各層領域的領導人物在勾勒組織與發展上，不無調整視野的作用。

史學家余英時教授更一語說破，利得（Aquisitiveness）是這個時代的主流。為了得大利，爭資源、爭市場、爭權益、爭民心、爭選票。爭取是利得的激烈手段，連學校團體也不落人後地出列在爭利的匯流中。其實，「交相利」豈是此時代的專利？它原是人類生存的實存現象，儘管此現象存在的同時也明顯地暴露爭利後的「悲慘」世界。得利並不等於安和樂利，得不到利倒多積怨累恨。大思想家孟軻苦口婆心雄辯滔滔諍勸貪圖利益的梁惠王，為什麼只想爭利呢？何不想想可容、可激大利的義呢？然而，任何利得滿懷的人怎能意會得到義的價值？

二千四百多年前的他，在那國與國征戰不休、民不聊生的苦悶時代，竟能揭櫫「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浩然正氣，它是這一切領導心靈的核心，不論何時何地何種組織，「尊重生命」就是領導的終極關懷。人民雖愚而神也。

更早於孟子，老子從宇宙生成的原動力和合著生命存在的本原價值，而有《道德經》之作之傳。相對於此利得的時代，他執爭的另一端來看領導的究竟義——「不爭」。他通透地點出，因無所爭，故無人與之爭。如水利萬物而不爭。在爭利並求功顯名被視為當然的流行中，他為而不恃、功成弗居，他用虛、靜、篤來沉澱浮華的無止盡追求。

我們當自省自問：權力與生命孰重？政權與人民孰重？財富與生命價值孰重？老子二十九章有如是清新剔透的哲思——「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他把宇宙天下個人生命皆看成「神器」而敬待之。神聖的存在豈能由我操控擺布？但人卻愚昧無知要與天比高、與神比能。整個人類的大歷史，或個別民族國家的歷史，不都一再地顯現「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的事實？

就領導或管理的現象來看，誠如文豪托爾斯泰的人性觀察——「人都想改變全世界，就是不想改變自己。」蘊含之一，仍是想控制周遭、試圖改變他人，而後果總是滑落到敗之、失之的境地。人性的本然秉賦薰習原就多元，人的悖謬常見於把不同的事實，貶化為隔離或排斥的價值批判，於是本是蘊育並生的豐厚，被偏見偏頗所區隔所輕視，加重了以自己為中心和重心的幻像，失落了本當回歸的對一切存在、對個別不同生命的尊重。其自然的後果，當然是相互間的隔閡、隔絕和冷漠的相待。

老子從生命的根元處，清明敬篤地肯定，所有的生命存在，雖生性不同，都得接納、尊重。人的秉賦，有的積極、有的消極、有的能在前引領、有的安於追隨、有的熱情奔放、有的冷漠含蓄、有的剛毅好強、有的退縮離群，但人的生命正是含神器的本質啊！

因此，通透的領導人，如海之納百川，萬物無不皆備，無為而令一切各得其所。唯一的修為，便是去甚，去奢，去泰。而甚，奢，泰的具體修練，便是不間斷的自覺與反思，以和合於天地、自然民心的當下啟示。權，當然是神器，不可昧而奪取，取而為之，執以自利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