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黃光國

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

本學期開學前，台大心理系全體教師借用佛光大學的場地，舉辦了一次「共識營」，商討該系未來的走向。這是該系創系以來，第一次舉辦這類性質的活動，討論的主題之一是將來要走「小而美」或是「大而全」的道路？

台灣的教育到底遭遇到什麼樣的困境？為什麼台大心理系在這個節骨眼上會舉辦「共識營」，來討論這樣的議題？

二次大戰結束之初，台灣可以說是美國的學術殖民地。當時台灣的大學教育走的是精英路線，「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大學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到美國留學。大學裡認真做研究的教授並不多，其主要教學方式則是「講光抄」、「背多分」，能夠把一本海盜版的原文教科書講清楚，就可以算是不錯的「好教授」。

一九九四年「教改」啟動之後，在「廣設高中大學」的口號引導之下，台灣的大學教育開始改走群眾路線。主導教改的「自由派」學者，先是把所有的技職體系都升格成為科技大學，然後再訂出一套以SCI和SSCI論文作為核心的評估和升學辦法，投入大筆研究經費，動員全國教授和研究生發表論文，以爭取大學的「國際排名」。大學教授的主要任務是訓練研究生，在國際學術期刊上尋找熱門議題，再套用西方流行的研究典範，大量發表「輕、薄、短、小」的論文。只要能夠在「I級」的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這位教授就有在既定教育體制中繼續存在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幾年下來，台灣學術界發表了無數「跟屁型」的「垃圾論文」，在「學術自由」的大旗掩飾之下，只要美國學術社群中有人做什麼，我們就可能有人跟著做什麼。這種散漫而無約制的搞法，某些人美其名曰：「大而全」、「與國際接軌」。

不論是從台灣人口少子化、大學體制面臨緊縮，或是從研究成果對於社會的實質貢獻來看，這種「重量不重質」的研究取向，都已經面臨無以為繼的困境。舉個例子來說吧，一九八六年Michael Bond編的《中國人的心理學》一書總共七章，其中三章有台灣學者參與。一九九六年，他編的《中國心理學大全》擴大成為三十二章，其中六章有台灣學者參與。二○一○年，他再編牛津版的《中國心理學大全》，內容有四十一章，台灣學者參與著作的只有三章！

這道理其實不難理解：在中共採取「改革開放」政策之後，他們也派了大批學生到海外留學。他們在完成學業後，或者留在國外教書，或者回國當「海歸派」，其研究路線，也泰半是在套用西方既有的研究典範。在雙方競爭的情況下，台灣的心理學研究如果不知反省，依然故我，繼續以「學術自由」作為盾牌，走「大而全」的「跟屁型」研究路線，最後必然無法避免「被邊緣化」的命運！

面對這樣的局勢，台灣心理學研究的唯一出路，便是改弦易轍，走「小而美」的道路：集中全力，在幾個主要的議題上，建構理論，來和西方理論進行競爭。其實不僅台灣的心理學研究應當調整，台灣的整個高等教育體制都應當捨棄美國式的「放任自由」，而改以德國為師：百分之七十的高等教育，發展技術體系；百分之三十的研究型大學，國家僅支持並要求百分之五的教授作真正具有突破性質的尖端研究。在我看來，這是在時勢逼迫之下，台灣的教育和學術研究必然要走的道路。問題是：教育部和國科會掌權的學官們可有這樣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