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很悶。大家都在問：「台灣究竟怎麼了？」

經濟悶，當然是體質出了問題。體質病灶在結構，所謂結構，並非專指經濟結構本身，癥結還在於經濟下層的結構，也就是搭建經濟結構的教育和政治結構。

結構出了問題，非一日之寒。依我淺見，過去二十年來，有幾項所謂的「改革」，讓台灣由質變而產生量變，再由量變產生質變，因而，台灣從盛而衰，由盈轉虧。

第一項改革是教改。當年，李遠哲戴著諾貝爾獎的光環主持教改，全盤抄襲美式教育體制，不論資質性向，不考慮分流制度，人人可以讀大學，人人可以拿學位，普設大學，學測錄取比例竟然可以超過百分之一百，另一方面，又極度輕視輕忽技職教育，把技職教育的鏈條給斬斷了。如今，升學壓力猶在，學生程度卻普遍較教改前低落，而產業界依賴甚深的中階技術專才卻出現斷層，無以補實；產業即使有創新思維，卻沒有落實創新的工藝和技術。十餘年來，台灣產業滯留在量產代工，賺取微利，訂單持續增加，獲利卻無法增長的窘境。

第二項是國會改革。當年的國會改革，擾嚷多時，最終，在妥協的氣氛中，端出不三不四的改革方案，把台灣獨特的中選區複數選舉制，改成了小選區單一選舉制，國會議員（立法委員）的選區竟然比縣市議員還小，國會議員的代表性低於縣市議員，逼得立法諸公諸婆，不問國事只論地方瑣事、捨棄法案研究卻專司選民服務。立法委員每天忙於紅白喜喪、鞠躬致詞，不事研究，不求進修；廟堂問政則追逐媒體報導和名嘴的放言高論，但問藍綠，不問是非對錯。至於前瞻局勢、擘畫願景，坦白說，立委諸公思維不存焉！

更糟糕的是，國會改革綁著修憲，修憲過程裡將立法院對總統任命行政院長以及內閣閣員的同意權剝奪殆盡，立法院對行政機關失去了監督權，行政院長也幾乎成了總統的大玩偶，有責無權，還得概括承受總統獨斷獨行的後果。另一方面，內閣閣員往往是總統依其所好選任，而非閣揆拔擢的，當部會首長和行政院長施政意見相左時，照一般內閣制的邏輯，閣員只有辭職一途，然而，閣員既然是總統任命的，效忠的對象自然是總統，閣員是貫徹總統的意志，不會選擇辭職，閣揆便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困境，閣揆若是辭職，便會釀成政治風暴，不辭職，則閣員不免恃總統之寵驕橫於內閣會議中。陳水扁、馬英九掌政，前後十三年，閣揆率皆「短命」，癥結於此。

第三是行政組織改造。行政組織改造最荒謬者有二，一是廢省，二是設立五都。廢省，是因為台灣幅員既小，不希望地方諸侯挾千萬選民威嚇中央，也方便中央直接指揮縣市首長。不料，馬英九就任總統後，又將高雄縣市、台南縣市、台中縣市與台北縣改制，合併升格為直轄市，與台北市齊頭並肩，等於是設置了四個省級的行政區，連同台北市，多了五個地方諸侯；不僅使得財政畫分捉襟見肘，也使得總統欽點卻無民意基礎的行政院長，每每遭到民選五都市長的掣肘，政策難獲共識，政令難以貫徹。

第四項不能稱之為改革，而是變革。從李登輝掌權到二○○○年政黨輪替之際，政權新貴信不過前朝文武官僚，大量起用自己人，不次拔擢，將原有文官體制的考選、培訓與任用，破壞殆盡，許多忠貞優秀的文武公職人員被逼得掛冠求去。國民黨再度掌政後，不僅沒有重整文官體系，就連從政黨員的培訓體系也荒廢了，搞到今天，行政立法部門，皆無可用之將，人事異動，選戰提名，往往由學界借調，學術界既然成了躍登龍門的捷徑，研究風氣自然愈趨淡薄，再加上學術評鑑偏重期刊論文發表，不重本土產業技術與社會現象的研究，學術研究成果無助於產業升級，也不利於公共決策。

改革誤入歧途，導致產官學結構失調，大家都在空轉，這才是台灣經濟持續很悶的關鍵原因。教改、政改的錯誤不糾正，奢言破解經濟困境，豈不是緣木求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