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黃光國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

十二年國教從「全面免學費」改為「部分排富」，政策一再調整，引起社會各界的非議。六月十四日，行政院長江宜樺到立法院報告十二年國教政策。不僅在野黨立委抨擊，國民黨立委陳學聖質詢時也指出，國教入學制度太過複雜，已經造成學生家長普遍不安。江院長答詢時，公開表示道歉。他說，推動十二年國教，因制度改變得相當複雜，引起家長、學生不安與疑慮，他身為行政院長，願意概括承受，「感到非常抱歉」。

江院長公開道歉時，在立法院臨時會上列席的教育部長蔣偉寧，一度摘下眼鏡，低頭用力揉臉，顯示他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在行政院長道歉、教育部長低頭的這一刻，他們心中作何感想，我不得而知。可是，作為台灣教育的長期觀察者，我認為：在這一刻，他們兩位不僅應該追究，到底是誰規畫出如此複雜而又荒謬的制度，而且應當思考如何讓國家教育研究院發揮應有的功能。

當年「教改」啟動之初，《教改諮議報告書》中有一項十分理性的建議：成立「國家教育研究院」，任何教育政策在正式實施之前，必須先做審慎的研究。令人遺憾的是，「教改」啟動之後，教改的主導人士立即將這項建議置諸腦後，他們憑自己的浪漫想像，再加上個人利益的考量，推出一個又一個的教改政策，台灣的教育也淪落到不堪聞問的地步。

去年在國科會首屆「科學技術發展諮議會」上，經建會主委管中閔指出台灣教育的四大危機：人才供需落差、教育體制偏差僵化、人才培育不符需求、國際人才競逐失利。這四大危機無一不是「教改」造成的後遺症。他表示，台灣一年有近三十萬名大學、研究所畢業生，大多是「高不成，低不就」，到業界不會操作機器，也無法做尖端研究。

管中閔一針見血地指出台灣當前「悶經濟」的癥結所在。台灣沒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唯一最可貴的資源就是人力。可是，我們的教育體制卻是日以繼夜地在糟蹋人材！

二○一一年，國家教育研究院開始正式掛牌運作。按理說，面對如此嚴峻的教育情勢，國教院應當針對每項迫切的問題，擬訂出兩、三項具體的解決方案，供政務官做理性的抉擇。不幸的是，從教改啟動以來，教育部已經被一幫「官學兩棲」的「學官」牢牢掌控，國教院雖然養了六、七十位研究人員，他們的主要任務卻不是在做「政策研究」，而是在「發包計畫」，找跟教育部「關係良好」的人，來做些不痛不癢的「實徵研究」，替「學官」們培養人際關係。

十二年國教「因材施教，適性揚才」的政策方向是正確的。可是，在這幫「學官」的掌控下，教育部官僚擬訂出來的計畫，重點不是如何在教材、教學方面下功夫，以落實這樣的政策，而是在入學方式上作文章，搞出一套複雜無比的入學制度。教育部長上台後，只能「按表操課」，根本沒有政策選擇的空間。這種計畫一旦公布，部長便如同遭到綁架，只能一路修改、一路道歉，最後是把行政院長拖下水，大家一起遭殃。

上一個月，我曾經在本欄發表過一篇文章〈政務官的基本素養：知所進退〉。江院長道歉之後，我仔細思考多年來教育部的決策方式，我認為：蔣部長應該痛定思痛，下定決心整頓規畫教育部計畫的官僚系統，同時要求國教院發揮「政策研究」的功能。否則，再多的政務官恐怕都會讓這套官僚系統「消費」掉，台灣嚴峻的教育問題也永遠無法獲得解決。蔣部長不知以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