蓮，花中君子者也
宋神宗熙寧五年，周敦頤五十五歲，因疫癘侵染病倒，改知南康軍。他在南康軍府署東側挖池種蓮，寬十餘丈，池中有石台，上築六角亭，以「之」字橋啣接，名為「愛蓮池」。他徜徉其間，終有所悟而寫成〈愛蓮說〉：「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靜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愛蓮說〉反映了周敦頤糅合了儒、道、釋三家的理念，以蓮象徵佛的聖潔與圓滿，也呼應了當時「周茂叔、窮禪客」的說法；以蓮象徵儒家的君子，是一個超越前儒的獨特比喻；以蓮的不染對映淤泥，中通對映外直，象徵了道家陰陽互生的道理。再加上以簡潔優美的文字，為遍地存在的蓮花說法，更增添了文學之美，與哲理之妙，足以讓人有明心見性的澈悟，難怪在浩瀚的中國文學作品中，它能以短短百餘字，長存至今。

為道春陵只一般
〈愛蓮說〉也是周敦頤的自況之作。「出淤泥而不染」告訴世人，人是否卓越，決定於其內在道德修養，而不在外界的環境，故「中通外直」之後，自然可以「不蔓不枝」，可以「濯清漣而不妖」。他將住宅附近的小溪取名「濂溪」，其書堂名為「濂溪書堂」，為官清廉，著〈愛蓮說〉，處處都暗含了「廉」的意念。

宋代文學家黃庭堅曾推崇周敦頤，說他是「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徽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再根據潘興嗣〈濂溪先生墓誌銘〉說，周敦頤任職洪州南昌知縣時，生了一場大病，潘興嗣時任節度推官，去看望他，「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周濂溪先生年譜》也說：「先生平日俸祿，悉以周宗族，奉賓友，乃分司而歸，妻子囗粥或不給，曠達不以為意。」所以周敦頤雖然為官三十年，但生活顯然清苦無奢。他五十歲時作於永州通判任上的詩，也足以佐證他的人品與生活狀況：「老子生來骨性寒，宦情不改舊儒酸。停杯厭飲香醪水，舉箸半餐淡菜盤。事冗不知精力倦，官清贏得夢魂安。故人欲問吾何況，為道春陵只一般。」

蓮之愛，同予者何人
周敦頤稱蓮花為「花中君子者也」之後，蓮花就多了一個別名：君子花。隨後民間就在「梅、蘭、竹、菊」四君子花之外，建立了「春牡丹、夏荷、秋菊、冬梅」的認知。相對於象徵個人品德理想境界的梅、蘭、竹、菊，春牡丹、夏荷、秋菊、冬梅的認知就比較貼近世俗。較少人說「春蘭、夏竹、秋菊、冬梅」，但「春牡丹、夏荷、秋菊、冬梅」卻人人朗朗上口，可見兩者在平民百姓心中的差異。

借用周敦頤的說法，春天的牡丹代表世俗的富貴，夏天的荷花代表人格的卓立，秋季的菊花代表生活的恬適，冬季的梅花代表生命的淬鍊。世人接受他「蓮，花之君子者也。」的說法，卻也呼應他「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的邀請，而尊他為六月荷花花神。

這位以愛蓮成名的花神，也是合思想與文學於一體的學者、喜歡教學和旅遊的官吏。為他作墓碣的蒲宗孟說他「與高僧、僧人跨松夢，躡雪嶺，彈琴吟詩，經夜不返。」他曾遊歷奉新百丈山和百丈寺，在寺裡留下了三首充滿禪機的詩作：「好風吹上最高台，雨洗青天萬里開。碧落半空山鬼泣，也應勝似錫飛來。」、「絕頂茅庵老此僧，寒雲孤木獨經行。世人那得知幽徑，遙向高峰禮磬聲。」、「浮生不定若蓬飄，林下真僧偶見招。覺後始知身是夢，更聞寒雨滴芭蕉。」

得聖賢不傳之學
在赴虔州（今江西贛州）通判之任，路過廬山，匆匆遊過匡廬勝景時，留下「天風拂襟襖，縹渺覺身輕」之句；後來他從虔州調任南昌知縣，再登廬山，從容縱覽。這次，他「私心」大發，將廬山蓮花峰下一條小溪，以他幼年故鄉的小溪為名，稱之「濂溪」，並在溪畔築堂，遍植蓮荷，名為「濂溪書院」。他的〈濂溪港〉詩說：「廬山我久愛，置田山之陰。田間有清水，清沁出山心。山心無塵土，白石磷磷沉。潺湲來數里，到此始澄清……窗前即疇囿，囿外桑麻林。芋蔬可足歲，絹布足衣衾。飽暖大富貴，康寧無價金。吾樂蓋易足，濂名朝暮箴。」這裡，是他建立理學丕基的地方，也是他終老的地方。

周敦頤的理學，為中華道統孔孟學說開拓了新的視野，點燃了新的亮度，為宋、明、清的中華學界，鋪開了坦途。他的理念雖然曾遭封建腐儒僵化成禮教，桎梏了國人的人性需求與思想創意，但透過程顥、程頤、張載、朱熹、王陽明等稱世大儒的發皇，千年來依舊是一泓文化與學術的活水。從清末學者王凱運的一則小故事，可見這位受封六月荷花花神尊號的儒者，遺韻之綿遠。

王凱運是湖南人，人稱「湘綺先生」，民國初年曾任國史館館長。由於長得矮小，兼之其貌不揚，客居南京時，南京的士子不免以貌取人，對他有輕忽之意。有次相聚，王凱運故意拋下一副對聯，讓在座諸眾訝然無語，心悅誠服：「吾道南來，本是濂溪一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水餘波。」{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