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張作錦

聯合報顧問

在第三十七屆金鼎獎頒獎現場，見到很多出版界的朋友。

我常常想，出版業基本上是個手工業或半手工業，工作很辛苦，也很難賺錢。尤其現在書市不甚景氣，經營更是困難。但為什麼還有這麼多出版界人士，堅守崗位，不離不棄，兢兢業業的繼續努力呢？

想來想去，除了他們有使命感，想把他們的心力貢獻給國家社會人群之外，實在找不出更好的理由。

提到使命感和奉獻精神，就不由想到清末民初的大出版家張元濟先生。張元濟進士出身，在北京任總理衙門章京。是時國家命運坎坷，外國不斷大軍壓境，中國不斷割地賠款，但朝廷上下徒有議論與譁然，卻無有效的救亡之策。「大廈將傾，群夢未醒，病者垂斃，方藥雜投。」張元濟以這十六字形容當時中國的景況，也可見他心情的沉重。於是他開始重視西學，學習英文，並與友人合辦「通藝學堂」，推展新式教育。

戊戌政變，「六君子」死難，康梁出走，一批被視為「新黨」的朝臣「革職永不錄用」，張元濟是其中之一，他乃攜家南下上海，因上海乃「新學樞紐之都」，可以做他想做的事。

到了上海，由李鴻章推薦，盛宣懷延攬，他出任「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編印「政學新理有用之書」。也集資辦了一分《外交報》，「使內地之人周知四國，捐除鎖國之見，免受物競之慘」。

張元濟一向主張教育為立國之本，這時更認識到，「精英教育」雖然有價值，但中國今天更需要普及大眾的「平民教育」。這樣的教育需要一個「載體」，一個「傳播工具」，於是他投入後半生全力為之、生死以之的大事業──《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原只是一個簡陋的印刷廠，承印一些商業傳單廣告之類，生意很差，原來的主持人邀請張元濟加入。張元濟入商務，很多朋友反對，認為他不應該放棄譯書院這樣的「高尚職業」，尤其不應和盛宣懷這樣如日中天的人中斷關係。

但張元濟有他的理想，加入商務後，大力改革擴張。他出版新式教科書，使學生能得到新知識；翻譯西方名著，介紹外國的新思想和新制度；又創刊各種各樣的雜誌，供應給各行各業的讀者；當年他宦遊京師，識人甚多，這時他把全國第一流的學者如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之、顧頡剛、任鴻、陶孟和、竺可楨、朱經農等等這些人，都網羅來協助商務工作。到了對日抗戰時，商務已成為全國的文化重鎮。對於中國走向現代化，商務不僅有啟蒙的作用，更有推進之功。

張元濟曾經寫信給蔡元培說：「出版事業可以提攜各類國民，似比教育少數英才為尤要。」張元濟的話是對的。一所大學的學生不過幾千人，但出版社的讀者可有幾百萬、幾千萬人。一所大學只能教學生四年、六年、八年，但出版社的各種讀物能教導讀者一輩子。

幾年前我到上海，專程去參拜「張元濟先生故居」，在小庭院裡徘徊很久，仰望日光雲影，撫摩一磚一樹，心往神馳，滿懷感恩。斯人已去，盛德長留。

在台灣，常聽人說「文化立國」、「軟實力」這類話。但如無出版業的人文啟迪、思想通化、精神提升，如何能實現那些想望？

一位出版界朋友曾對我說：「很多行業一遇困難就要求政府融資、減稅等等，你有沒有聽說出版業提過這樣的要求？」

他們沒提過，是他們的風骨，但並不代表他們沒有困難。而那些困難，也並非不值得注意。更重要的是，他們如果提出，有人理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