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節年假前一天，中研院發表「高等教育及科技政策建議書」，指出：近二十年前教育政策推動「廣設大學」，大學校院由五十八所增為一百四十八所，入學幾無淘汰機制，人才素質漸趨低落，如今更因少子化衝擊，預估十三年後將有四成大學倒閉。

中研院指出的問題其實根本不是「新聞」。早在二○○三年，我跟一群教育界人士組成「重建教育連線」，出版《教改錯在那裡》，便已經把教改造成的諸多後遺症說得清清楚楚。這道理十分簡單：今年要進大學的人早在二十年前便已經出生，只要看我們人口出生率的變化，便可以「精準」預測有多少大學要面臨倒閉的命運。中研院人才濟濟，怎麼到今天才看出這個問題？

怪異的是：十年前我們提出這些問題的時候，以李院長為首的「教改派」堅決不肯認錯，教育部也裝聾作啞，若無其事地繼續推動他們所謂的「教改」。

更怪異的是：今天中研院再度發表「高教政策建議書」，批判「廣設大學」政策錯誤，而李遠哲居然在這份「高教建議書」上掛名「顧問」，擺出「一切與我無關」的姿態。難怪有人說：在台灣，「諾貝爾獎」等於是封建時代的「免死金牌」，搞出天大的紕漏，只要推出「諾貝爾獎」得主當擋箭牌，就可以不必負任何責任！

在教改時代，據說教育部長的任命，都要經過李遠哲點頭。所以曾經當過教育部長的當年教改大將在看到這份建議書後，立刻跳出來「澄清」：當年四一○教改活動喊的「廣設高中大學」是指「廣設公立大學」，並不包括私立大學云云。其護主心切的「苦心孤詣」，真是令人動容。看起來，大家真是錯怪了李遠哲。問題是：李「顧問」自己敢站出來講這話嗎？

坦白講，今天台灣的教育體制已經給「教改」搞得千瘡百孔，難以收拾。經建會主委管中閔在去年國科會首屆「科學技術發展諮議會」上，已經指出台灣教育的四大危機：人才供需落差、教育體制偏差僵化、人才培育不符需求、國際人才競逐失利。這四大危機無一不是「教改」造成的後遺症。他表示，台灣一年有近三十萬名大學、研究所畢業生，大多是「高不成，低不就」，到業界不會操作機器，也無法做尖端研究。

「國日衰，民日弱，不旋踵之間，國將無可用之人。」他在會議中，引用清朝大臣林則徐談鴉片問題的名句，直言台灣再不積極解決人才困境，不出三到五年，將淪為「三流國家」。

這些都是教育部應當「自我反省」的問題。可是，長久以來，教育部一向是以中研院的是非為是非；以中研院的政策為政策，唯唯諾諾，不敢檢討「教改」造成的後遺症，也不敢有自己的政策主張。國家教育研究院雖然養了一批研究人員，但這個教育部的「智庫」，卻像是患了「腦性麻痺」一樣，不做政策研究，對於這些問題，更是視若無睹。按理說，教育部看到中研院的這份「高教政策建議書」，應當會感到「頭痛欲裂」才對，可是，因為這份令人「神魂顛倒」的「除夕報告書」的發布時間「拿捏得宜」，經過春節年假的冷卻，教育部也只能擺出「敬謹接受」的姿態，不敢妄置一詞。今天的教育部長難道也是李「顧問」任命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