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多聲音無所適從

近五年來全球經歷了二次嚴重的經濟衰退；尤其是年輕人與中壯人口的失業人數最令人擔憂。我常常說：社會以及個人最大的悲劇就是：幼年沒有受到良好教育，中年沒有找到適合工作，晚年沒有足夠安養。在現代動盪社會，教育、工作、退休，三大人生目標並不容易達成。極端的社會主義者會說：這全是政府的責任；極端的資本主義者會說：這全是個人的責任。

在當前台灣的政治及經濟體制下，這是政府與民間共同的責任。要樹立一個可長可久的良好的教育體制、醫療體系、退休制度等等的前提是：全民要有二個基本共識：（1）所有的利益團體（從政黨到個人）要理性地、心平氣和地彼此傾聽。（2）當事人（受益者）要不自私地、合理的分擔成本。最使人焦慮的是這二個共識不僅在富裕的歐美社會無法建立，在我們自己的社會也找不到。

一個根本的原因是，在民主社會中有太多不同的聲音，來自不同的政黨、不同的利益團體、不同的所得階層、不同的職業差距、不同的地區，形成了（任何）公共政策的癱瘓。試看台灣剛剛休會的立法院，行政院所提的三十八項優先法案，居然只通過七件，迫切性的「公共債務法」、「十二年國教」配套修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等全被無情地擱置。

因此我們不得不思考有沒有其他決定公共政策、處理公共事務的方式：也許不再把所有的雞蛋放在民主政治下的運作：國會辯論、輿論批判、名嘴論政、反對黨反對到底等的「民主常態」。讓我們天真地提出從人性化的思維出發：家和萬事興。強調「和諧」重於「鬥爭」、「合作」重於「責罵」。各方退一步、存好心、與人為善、突顯社會和諧、團體和諧，設法謀求「和諧」中求「進步」，不是「鬥爭」中求「勝利」。

（二）傅利曼教授論點

在這裡我必須要引述七年前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傅利曼（Benjamin M. Friedman）出版的一本重要著作：《經濟成長的道德後果》。直覺地聯想是：這本書在警告讀者：經濟成長帶來了眾多不幸的「道德後果」：如價值觀墜落、治安衰退、離婚、自殺、吸毒增加、所得差距惡化、環境汙染…。讀者大概沒有想到這本書——至少贏得到了三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的強烈稱讚——是以幾個世紀西方社會的經驗指出：當經濟成長發生時——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準提升——也同時產生了良性的「道德後果」：它增加了人民（1）各種的機會，（2）彼此的包容，（3）向上的移動，（4）社會的多元傾向、公平與法治，以及（5）強化了民主的追求。相反的當經濟衰落時，使人民經歷到另一種不幸後果：法治、清廉與民主退步，示威、抗爭、歧視、暴力則不斷增加。經濟衰敗帶來了道德的衰退。

台灣要在逆境中經濟再成長，一個新的體認，也許不全是經濟的（如靠政府政策或企業投資），而是人性的、理性的，也符合中華文化的，放棄彼此鬥爭，追求相互容忍。牢牢記住：家不和萬事不興；當經濟不興時，良性的「道德後果」也就無從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