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近一百多年間，香港由於遠離朝廷，遠離中國政府的干預，奇異地，保持了更多的民間中國的文化，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擁有更多的民間中國的活力。這個島嶼城市，在邊陲的位置，反而守護不少民間中國的核心價值與生活方式。

香港的民間中國，就是非官方的論述和多元化的聲音，都可以在這城市發芽，最後長出了在中土不太可能出現的的奇葩。

當選亞洲周刊二○一二年度風雲人物的「啟豐二號」保釣勇士，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們是社會的邊緣人，是香港社會的底層，卻在中華民族主義的立場上，挺身而出，搶救釣島，也搶救中原和朝廷所無法保護的核心價值，將兩岸旗幟插在釣島上，倒逼兩岸政府採取強硬的立場，使北京當局將漁政船和海監船巡航釣島水域「常態化」，也使台北當局最後和日本的艦艇爆發「水炮戰」。

香港民間的光影也在兩岸和全球華人社會帶來衝擊。一九七○年代的李小龍電影，也是重要而又奇特的例子。這一位傳奇的武打明星，用他自己獨特的武打招數彰顯民間中國的聲音，保衛中國人的形象，不懼日本軍國主義與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成為了中國在全球的一個簽名。從亞洲、美洲到非洲，Bruce lee的大名無人不曉，也代表了一個民間中國的符號。

香港年前拍的電影《十月圍城》，寫香港是孫中山辛亥革命的行動基地，仁人志士在香港聚集，為了中國的革命，推翻幾千年的帝制，在香江的彈丸之地，與清廷的鷹犬血鬥，大戰三百回合，不惜犧牲生命。這電影意外地在香港以外廣受歡迎，全球華人為香港歷史上的民間中國理想性而感動不已。

知識界的民間中國，也以香港為心靈基地。一九五○、六○年代，香港成為民間中國新儒家的發源地。九龍深水的桂林街，是一個聚居新移民的貧困社區，但在陋巷中卻滋生了豐富的文化生命。唐君毅、牟宗三、錢穆等民間學者，發揮了民間中國的力量，在花果飄零中，在政治危機中，提出了文化救亡之道，成為今天香港中文大學的基礎，也寫下中國現代思想史的重要一頁。

民間中國為何可以在香港找到了生存的空間？即使是在一個殖民的社會，在一個唯利是圖、講求物質的商業的社會。卻意外地開拓了一個民間中國的論述與實踐的空間。它不受黨國體制的局限，不受官僚體制的束縛，卻可以在一個看似不可能的空間中，找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

這就是民間中國的境界——從江湖的道義開始，堅持了一些常識，矢志不渝。它的重大見證就是六四的百萬人示威。全世界沒有一個華人社會，可以匯聚這樣巨大的能量，可以為神州大地的命運而全情投入，可以持續二十四年而不變。每年的香港六四燭光晚會，萬千的燭光，點亮了十三億中國人的心，也點亮了民間中國的心。

民間可以彌補朝廷的遺憾，江湖可以救廟堂的不足。這就是民間中國的最強音，也是民間中國在香港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