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他的家族相簿，近六百張珍貴照片與說明文字，除了記錄白崇禧將軍的一生，更像翻開一本民國史。

知名文學大家白先勇，本來就具足中國文學、文化的骨架資質，因為讀外文系，而具文學的世界觀。

寫小說，是虛構的創作世界。然而，寫傳記，面對的卻是一個大時代；才氣縱橫、寫了大半輩子精采小說的白先勇，心中始終掛記的未盡之事，是記述父親白崇禧一生的《父親與民國》畫傳。

五月，《父親與民國》畫傳於兩岸同時面世。其實，白先勇在二十幾歲寫《台北人》中，早已經在曲曲折折地說歷史，其中〈梁父吟〉〈國葬〉等篇章中更多處可看見白崇禧影子；而《父親與民國》記述了白崇禧一生，更找回百年民國史失落的一角，所以每張照片、每段文字、每個觀點，都不再是自己說了算，白先勇說，這無疑是一大挑戰。

在國家圖書館舉辦的新書發表會上，前文建會主委申學庸、台灣大學名譽教授齊邦媛、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李歐梵、書法家董陽孜等都到場。比起往常，面對這本新書，七十五歲白先勇心情相當複雜，頻頻詢問：「你們看了，感受是什麼？」

齊邦媛說：「〈台北人〉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國殤〉是尾聲，年輕的白先勇寫的是惆悵、失落，寫得那麼幽深，而不是那麼悲切，不是白頭宮女，是清士。」

而《父親與民國》寫的是多災多難的一段歷史，白先勇說，過程的苦難是很難理解的。

當年，白先勇、歐陽子、陳若曦、王文興、李歐梵、劉紹銘等台大文青，造就了堪稱「台灣文學史上最了不起的一班」，新書發表會上， 李歐梵說：「當時大家喜歡西洋小說，對歷史有距離感；白先勇的小說與眾不同，具有歷史深厚感，是歷史傳記文學式的小說。」他更提及三月二十一日白先勇在香港中文大學主持講座，主講「永遠的青春夢」，開場就說：

「我從很年輕的時候已經喜歡做夢，一做就是幾十年，現在我仍在做夢，大概是不願醒來。」

他說自己的青春夢：「我就是在年輕時，夢想求新望變，希望為文壇帶來新氣象，在大三時，一次跟同學談起何不辦一本文學雜誌？」因而催生了《現代文學》，成為台灣六十年代最有影響力之文學雜誌。創刊的過程，財政困絀，稿子不夠，就由同學來寫和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我寫《玉卿嫂》便是因為缺稿。」

退休後，眼看崑曲這塊中國文化瑰寶漸被遺忘，他又投入製作青春版《牡丹亭》，自二○○四年起迄今，已在世界各地演出逾二百場，令年輕一代燃起了崑曲熱。

接著就是「民國夢」了，對於《父親與民國》，李歐梵說：「這是白先勇的『復原民國夢』，一部超級真實的歷史，而且是文學歷史，就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為整個民國寫了新傳記。」

無言痛楚 成文字

法國《解放報》曾經向各國作家提出「你為何寫作？」的問題，當他們問到白先勇，他說：「我之所以創作，是希望把人類心靈中無言的痛楚，化作文字。」

白先勇在接受大陸學者劉俊訪談時，曾坦然表示，「對我個人來說，是比較幸福的；但是我感覺，就包括我自己，人總有一種無法跟別人傾訴的寂寞和孤獨。」

「一個春天的傍晚，園中百花怒放，父母在園中設宴，一時賓客雲集，笑語四溢。我在山坡的小屋裡，悄悄掀開窗簾，窺見園中大千世界，一片繁華，自己的哥姊、堂表兄弟，也穿插其間，個個喜氣洋洋。一霎時，一陣被人摒棄，為世所遺的悲憤兜上心頭，禁不住痛哭起來。」這是白先勇在〈驀然回首〉文中的一段童年回憶。原來，深受到父母親寵愛的白先勇，七歲時因為染上肺結核，不能就學，不得不和家人隔離，讓他一個人獨處養病，這對他年幼的內心世界，造成巨大而深刻的影響。

劉俊認為，這種經歷，使白先勇將對外在世界的關注，轉向到對自己內心世界的開發，「這種對孤獨寂寞的過早體會，和敏感細膩情感的形成，構成白先勇作為一名作家的思想內涵和情感形態。」

一九五八年，大學三年級，白先勇在《文學雜誌》五卷一期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金大奶奶〉。一九六○年，與台大的同學歐陽子、陳若曦、王文興、李歐梵、劉紹銘等共同創辦《現代文學》雜誌，並在此發表了多篇文章。從《寂寞的十七歲》、《台北人》到《孽子》，運用冷靜而洗練的文字，傳達他對人生的悲憫情懷。前期作品，個人色彩和受西方文學影響較重；後期作品的現實性較強，且日臻成熟。小說的內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舊日官宦世家的興衰，二是描寫中國來台人士和旅美華人對故國家園的縈念，三是台灣社會人民的側影。

白先勇的好友歐陽子，在《王謝堂前的燕子》裡寫著：「白先勇才氣縱橫，不甘受拘；他嘗試過各種不同樣式的小說，處理過各種不同類式的題材。」另

外，「白先勇講述故事的方式很多。他的小說情節，有從人物對話中引出的〈

我們看菊花去〉，有以傳統直敘法講述

的〈玉卿嫂〉，有以簡單的倒敘法（flashback）敘說的〈寂寞的十七歲〉，有用複雜的「意識流」（streamof consciousness ）表白的〈香港——一九六○〉，更有用「直敘」與「意識流」兩法交插並用以顯示給讀者的〈遊園驚夢〉。」

旅美學人夏志清更讚嘆白先勇是「當代中國短篇小說家中的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