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凱因斯革命」到「競爭力」

自從凱因斯在一九三六年發表「一般理論」後，就慢慢形成了所謂「凱因斯革命」——依靠政府的積極干預，如透過財政政策（稅率及預算），來彌補市場失靈，舒緩景氣波動。

在一九七○年代，提倡市場經濟最有說服力的密爾敦‧佛里曼教授，也公開宣稱：「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都已是凱因斯的信徒了。」事實上，在西方經濟的運作中，既充滿了市場自我調節功能，也到處出現政府參與的經濟職能，兩者是相輔相成，只是「比例」多少的爭議。

幸運的是，另一個重要的總體經濟觀念——競爭力（competitiveness），近四十年來孕育及推廣的過程中，不僅沒有引起爭議，且為政府、企業、非營利團體及各界共同提倡。

哈佛大學教授波特（Michael Porter）常被譽為「競爭力大師」，多次來過台灣講授「競爭力」。這個觀念引起重視，是在一九九七年春天，他接受了行政院長連戰邀請，向部會首長傳授競爭力的提升；又接受《遠見》雜誌邀請，向一千多位聽眾講述競爭力的重要。

為了鼓吹「競爭力」時代來臨，我與石滋宜先生早在一九九六年秋天，就編寫了一本《競爭力手冊》（天下文化出版）。書中指出：競爭力是指一國在世界市場上能創造出每人平均財富的能力。競爭力愈強，創造財富的能力愈高。

這個能力，不僅是指狹義的生產力，更包括了多種經濟與非經濟因素：如公共建設、行政效率、生活品質、自由化程度…。一個國家中的某一產業的生產力可能高，如果因為電力不足、港口擁擠、治安不良、投資障礙等因素，就會使得該國的競爭力相對地降低。因此，競爭力高的國家，所反映出來的是一個社會的全面進步。

十三年後，二○一○年四月波特教授再度來台演講，隨著兩岸關係及世界情勢的改變，他的政策建議包括了：1.加強與中國大陸及香港的資源整合。2.走向科技製造與研發中心。3.發展為技職與管理人員的區域訓練中心。4.台灣成為華人社會自由民主的櫥窗。

如果一九九七年是台灣重視競爭力的元年，那麼，值得驕傲的是：

IMD（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的世界競爭力排名，我們已從一九九六年的十八名，躍升到二○一一年的第六名。

二、「競爭力」的八個面向

從競爭力的八個面向觀察，我們可以了解一個良性的、可持久的長期競爭力的提升：

1.不能靠低工資。2.不能靠貨幣貶值。3.不能靠違反智慧財產權。4.不能靠國外投資及人力外包。5.必須靠一國生產力的提升—每一單位人力、資本、自然資源所能生產的價值。6.必須提升產品與勞務的附加價值，才能提升競爭力。有競爭力的地方，就能同時使企業與人民繁榮。7.必須要創造環境，國內大量投資激勵創新。8.政府、企業、勞工及其他相關單位，必須同心協力提升生產力，才是根本之舉。

競爭力在國與國之間不是零和遊戲；當美國或中國競爭力提升，每人所得上升時，它們就變成更大的市場，可以購買別國產品，產生國際貿易上良性循環。

面對全球性的經濟衰退，爭氣的國家都在發憤圖強；台灣的朝野更是格外努力，因為我們早已是「競爭力」的信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