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電】根據大陸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近期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近年來，「短工化」就業趨勢在中國農民工群體中愈來愈明顯和普遍。

調查顯示，有百分之六十六的農民工更換過工作，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在近七個月內更換了工作，一半的人在近一年九個月內更換過工作；農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續時間為二年，兩份工作之間，間隔約為半年多。

報告也呈現出工作的目的，二○○四年農民工平均持續工作時間還有四點三年，到二○○八年只剩二點二年，縮短了近一半，而且工作目的不全然是為了生計。據了解新生代農民工頻繁換工作，到處打工，主要目的還是為了謀求生計，但是有一群白領「把打工旅遊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目的是為了旅遊。」大陸職場專家分析，這兩個族群換工作的本質是不同的。

二十四歲的柴兵兵和二十三歲的何明奇就是很好的對照個案。

歷經從離開河北邯鄲老家，到北京、邢台、天津、無錫打工，如今又回到北京，柴兵兵目前是一家公司的銷售人員。「那時候就想自己養活自己，不給家裡添麻煩。」柴兵兵對第一次打工的經歷，記憶猶新。

八年前，柴兵兵不顧家人反對，退學來到北京，在一家藝術玻璃廠做了學徒工。「包吃住，月薪（人民幣）一百五十元。十六歲的小孩，有個工作就不錯了，也想學點東西。」柴兵兵說。

在藝術玻璃廠做了兩年多，覺得工作環境對身體不好，柴兵兵辭了工作，回老家去學焊工。「學完後，我被分配到邢台的一家汽車製造廠當焊工。」他說，自己對這個工作一直興趣不大。

兩年後，柴兵兵再次辭職，南下江蘇無錫，找到一份焊看板的工作。在無錫人生地不熟，內心孤單，柴兵兵工作了幾個月後，回到家鄉邯鄲，用幾年打工的積蓄和借來的錢，開了一個小店當起老闆。

但堅持了一年，手裡的錢幾乎燒光，小店終於支撐不下去，「這之後，又到天津一家工廠上班，晚上還當過摩的司機（以摩托車為工具來搭客），一個月下來能攢上四五千塊。」柴兵兵說，但為了有「更好的發展」，一年多以後，他再次辭職，來到北京，做網站建設和銷售工作。「這八年間，換了四五個地方，做過不下七八份工作。」柴兵兵說。

常換工作 不利個人發展

二十三歲的何明奇是重慶人，高中時代就迷上了自助旅行，大學時，他騎行過川藏線、滇藏線等線路。在川藏線上，他與同伴沒錢繼續旅行，只好幫藏民工作，以換得食宿。自此，他對打工旅遊興趣濃厚，在之後的滇藏線和中國大環線的騎行中便一路打工，幫牧民放牧、做飯、幹雜活換取食宿。

去年大學畢業時，「還有很多地方沒有去過」的念頭跳了出來，何明奇決定利用兩年的時間，一邊打工，一邊旅行。「計畫下一站去尼泊爾，在杭州再待半年就出發。」何明奇說，「打工旅遊是一種很好的方式，可以慢慢欣賞風景，而且能認識很多朋友。」

像何明奇這樣選擇打工旅遊的，一般是都市白領、大學生族群，他們選擇一邊旅遊、一邊打工，以休閒、增長見識為主；而像柴兵兵這樣的「旅遊」打工，則大多是新生代農民工在尋求更好的待遇和發展時，一種被動甚至無奈的選擇，與「旅遊」並無太大關聯。

據統計，一九八○年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占外出農民工的百分之五十八點四，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系教師何江穗認為，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是，很多人都是從學校直接到工廠，沒有務農經驗，其中大多數人希望、而且只能留在城市裡。他們的生活和休閒方式都和老一代農民工有很大的區別，他們不像父輩年輕時打工那樣，面臨緊迫的生活壓力，他們對工作和生活環境有更高的要求、有更多的選擇機會。

何江穗認為，短工化趨勢的表面原因，是農民工追求更好的待遇和發展空間，深層的原因是新生代農民工在生活機遇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變化，還有諸如戶籍制度、教育和醫療制度等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沒有給予他們足夠的表達訴求的管道。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汪建華認為，工廠更傾向於使用比較靈活的用工制度來控制成本，也會逼得一些農民工難以在一個單位長久工作。另外，由於工廠招工機會多，工人跳槽時選擇相對較多。

何江穗認為，對個人而言，不停地更換工作的地點和單位，使打工者無法建立熟悉的圈子，缺乏社會關係的支持，缺乏歸屬感，不利於心理壓力的排解。另外，換工作期間，可能有一兩個月的時間沒有收入，也會影響到家庭生活，工作地點的變動直接會影響婚姻關係的穩定。

對企業而言，特別是對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說，工人頻繁跳槽可能影響較小；但是，如果要實現產業升級，靠不斷換工作的低技術性的工人是不可能實現的。

對國家而言，社會中相當一部分的社會成員一直在換工作，不利於社會穩定；對個人來說，不斷換工作，未來的養老是問題。

專家建議，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應該是體制的調整和法律的規範，完善的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實行產業升級，更加重視農民工的需求，像是改革戶籍制度和教育制度，規範勞動合同、穩定勞動關係和維護農民工權益等。同時，還應進一步推進相關法制與政策的完善，加大相關法律法規的執行力度，使勞動關係日益走向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