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達董事長林百里在「台北世界設計大會」論壇一場演講會上，公開表示：「我超恨台大電機系」，「念書就像念聖經」，一點創新性都沒有。他舉美國史丹佛大學和哈佛大學為例，「因重視數位人文教育」，分別催生谷歌和臉書。事後面對媒體追問，林百里解釋，他並非單指電機系教學錯誤，而是指台灣所有的教育、教學過程都太死板，不鼓勵學生創新。

林百里的批評確實是一針見血。但他開出的藥方「重視數位人文教育」則是江湖郎中的膏藥，害不死人，但也治不好病。我在最近出版的《心理學的科學革命方案》一書中指出：今天台灣大學教育之所以不鼓勵學生創新，根本是科學哲學教育長期荒疏所造成的惡果。

光復之初，殷海光教授在台灣大學講授科學哲學，他講的是當年維也納學圈致力推廣的邏輯實證主義，主要旨趣則是以他的邏輯訓練臧否時政，批判傳統文化；也因此而成為當時「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

實證主義號稱「牛頓典範」，它的知識論主張科學理論就是「真理」，正因為科學理論就是「真理」，所以學生「念書就像念聖經」，「只要好好讀書就會及格」。上世紀中葉，科學哲學的主流由「牛頓典範」轉向「愛因斯坦典範」之後，以波柏的「進化認識論」作為代表的「後實證主義」，不論在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上都產生了天翻地覆的轉變，人們不再認為科學理論是「真理」，所以科學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挑戰既有理論」。

令人遺憾的是：殷海光之後，台灣各大學雖然也有人講授科學哲學，但大多數教授只是把它當一門課在教，學生也跟上其他課一樣的「講光抄」，「背多分」，很少思考科學哲學的轉變對學術研究的意義，更少有人知道如何以「愛因斯坦典範」作為基礎，從事學術研究。

結果台灣學者在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時候，大多是抱持著一種「素樸實證主義」的心態，以為科學研究就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拿證據來」。只會在西方既有的研究典範中找題目，作些「後續增補」的實徵研究，很少有人敢去挑戰西方既有的理論。由於國科會和教育部不斷要求教授發表論文，台灣學者發表在SCI和SSCI的論文數量不斷衝高，但因為大多數論文都只是在套用西方既有理論，屬於「原裝設備加工」型的研究，所以論文被引用率偏低。

我要特別強調的是：西方式的現代知識是建構在其哲學基礎之上的。我們到西方國家去留學，不管念的是物理、化學、心理、地理或是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拿到的都是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Ph. D.）。其道理即在於此。西方的哲學是西方文化的核心成分，而且已經融入他們的語言之中。西方國家的一流大學，通常會把「知識論」和「專業倫理」列為通識教育的必修課程。在西方文化中成長的學者，對於西方哲學中的許多概念，若不是耳熟能詳，起碼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然而，對於在非西方國家教育體系中成長的學者而言，西方哲學中的許多概念，卻是一種異質文化的產品。他們對於這些概念如果沒有系統性的認識，在閱讀西文書籍的時候，看到諸如此類的相關字眼，也可能會去查閱字典。遺憾的是：大多數人對這些概念通常也僅止於「字典式的理解」或「望文生義式的理解」。

儘管如此，大多數留學生只要跟從指導教授「依樣畫葫蘆」，也能夠完成學位論文。這種研究方式，卻很可能使他們的研究工作喪失原創性，據此而寫成的論文，也很可能因此而呈現出「後續增補」的性格，陷入「牛頓典範」的困境。

林百里「超恨台大電機」引起的風波或許會逐漸平息。但因為耽迷於「牛頓典範」所引起的諸多後遺症，卻將像幽靈般地糾纏住我們的學術界，不斷咬噬著研究人員的神經，讓各級教育主管無法獲得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