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高中公民與社會科課本內容艱深，學測與指考考題太難，成為熱門教育話題，對於家有高中生的父母，如果去翻翻子女正在讀的課本，就會知道，原來這麼難，能「指導」孩子功課的父母，可能鳳毛麟角。

台大經濟系教授沈中華投書媒體表示，他翻看讀高中的女兒的課本，發現高二學生在學的貨幣供給內容，竟然和他在大學三年級教的一樣！但糟糕的是，高中課本寫得不清不楚，只有簡單圖表而已，他不認為高中老師有能力教學，學生有必要學到這個地步。這篇投書，同時點出了教育單位的失職以及學習現場的困境。

高中生的「公民與社會」科包羅萬象，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全部是教學內容，這些領域，在大學都是單獨成系，學上四年也不見得能學通，我們卻要求高中生三年讀通。

當然，高中讀本的詳細程度不能和大學比，但即使如此，高中老師也坦承，他們的教學壓力很大，有人幾乎教不下去。而我們再從考試結果來驗證教學成效的話，結果就更令人搖頭。

以去年大學指考的「公民與社會」科而言，滿級分七十五級分，頂標只有五十四，均標不到一半，只有三十四！五十題考題中，連長年鑽研其中的補習班老師都錯了十幾題。台灣的教育有一個特性，只要升學考試要考的，老師、學生無不拚命教，拚命背。但「公民與社會」科考試結果如此，透露出什麼訊息？

教學現場的困境，教育部和大考中心都有責任解決。首先，高中課本內容是根據教育部擬定的課程綱要編寫；書商寫好課本，要送教育部審訂。因此，課綱深淺直接關係課本難易。

而大考中心對這個問題的回應，始終是「標準答案」：公民與社會才考三年，題庫不足，將加強建置題庫，以維持考題的穩定性。這個回應實有卸責之嫌。指考或學測入闈人員包括試考生，他們的試考結果應可供闈場內人員當場修改題目。大考中心聘請大學教授出題，應說明出題原則與難易；負責出題的教授應該多體查高中教學，而不是高高在上，把題目出得像考專家，忘了對象只是高中生。

從高中「公民與社會」的爭議，也令人想到不久前「四書」列入高中必選的風波。當時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是否列入考試範圍，課綱委員意見不一，無法取得共識。但最後，教育部還是在只有少數委員支持列考的情況下，把四書列入課綱，結果引起部分委員憤而辭職。

多年來，高中各科的課綱都爭議不休，國文、三民主義、歷史、公民與社會都如此，而結果只見教材不斷增加，未有減少。各課綱委員是否全部集合起來，看看現在的高中生到底要學多少東西？從公民與社會科的爭議中，教育部不應只是頭痛醫頭，承諾未來的課本內容不會這麼難。教育部真正要做的，是多聽教學現場的聲音，全面考察高中生應學習的知識及其學習能力與整體負擔，才是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