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王維銘演出《流浪者之歌》。 攝影／游輝弘 雲門文獻室提供


一、

聽起來不太可信，但卻是真的，我參與過兩次「雲門」的演出。

第一次是一九七八年，雲門舞碼《薪傳》的台北首演場，我和一群建國中學的學生，被辛意雲老師動員去幫忙。開演時，我們坐在國父紀念館觀眾席上的最後一排，時間到了，我們偷偷離席繞到後台，每個人領了一枝火把，點起火來，在《薪傳》的最後一幕，我們舉著火把魚貫穿越觀眾席，上了舞台，再魚貫離場。一群高中少年，具體顯現「薪火相傳」的意義。

不過後來的《薪傳》演出，就再也沒有出現過這種代表「薪火相傳」火把少年了。大概是林懷民也覺得如此形式太過具體、太過露骨吧。我參與過的演出段落被取消了，甚至沒有在歷來雲門演出紀錄中留下痕跡，如夢如露，雖真似幻。

第二次是一九九八年，參與演出的地方不是舞台，是錄音室，幫忙錄《家族合唱》的英語版旁白。依約去到錄音室，不意開門的竟然是林懷民自己。而且錄音過程中他從頭到尾守在控音室，透過耳機溝通他要的聲音效果。我還記得我念的，是英譯的陳映真小說「鈴鐺花」，我更記得自己強烈感覺到的不安不適當。不安之一，那樣的小說翻成英文，不知為什麼就失去了原有的力量，一種天真眼光中一步步閃現出恐怖悲劇的力量。不安之二，小說的敘述者是個小孩，我三十多歲的嗓音念來一點都不可信。不安之三，應該找陳映真自己來念，效果會好上許多倍，不是嗎？再怎麼不安，畢竟還是錄完了，不敢想像我的聲音在異國的舞台上配合著背景黑白照片、舞者的變動身形，會是怎樣。

後來我知道了，寫在林懷民的文章裡。

「……坐在耶路撒冷劇場裡，儘管觀眾全神投入，我坐立難安。一切清晰明白，一場場英語『合唱』對我是遙遠而陌生的。心冷。我從未對自己的作品如此懊惱。」

還好，他沒有懊惱多久，很快決定了要讓《家族合唱》「以鄉音演出」。

也就是說，我替雲門錄的英語旁白沒有用了。取消了。我參與了兩次被取消了的演出。

二、

《家族合唱》創作始末，記錄在收入《高處眼亮》的〈一通沒人接聽的電話〉裡。文章前面講述關於重新發掘、認識「二二八」、台灣歷史的經驗，現在讀來已經沒有當年的那種激動意味了。還保留著最強烈衝擊力道的，是在維也納「以鄉音演出」的過程與結果。

顯然，在場觀眾沒有人聽得懂旁白講的話，卻無礙於他們理解作品試圖傳達的深厚悲痛。「觀眾陷入死寂，間或傳出嘆息與啜泣，劇終時全體霍地跳起來，給謝幕的舞者二十分鐘熱烈歡呼。盛大的酒會裡，藝術節以水果拼盤擺出台灣島形。觀眾走過來擁抱我和舞者：『我們也有類似的歷史。』……

「那夜，我在旅館的房間裡一個人幹掉兩瓶紅酒，大哭大叫。好像一直在大海苦游，終於意外抵達一個渴望已久的岸頭。我終於領悟到：有了自信，才能有尊嚴。被尊重比被了解還重要。」

這項領悟，得來不易。可能比一般人想像的更加艱難、更加關鍵。多年來，「雲門」在台灣打下一片江山，靠的正是林懷民用最辛苦的方式，不斷追求讓現代舞、讓「雲門」、讓他的舞作、讓他自己，能被台灣社會了解。要不然，憑什麼在一個幾乎沒有現代舞傳統，對於「跳舞」抱持各種歧視、扭曲觀念的社會，培養、經營一個職業舞團，不斷推出新作，吸引觀眾進場看舞呢？

林懷民藉以讓社會了解現代舞的重要管道，是文字。用他少年時期寫小說鍛鍊出來的文字本事，解釋自己到底在做什麼，更要使讀者知道，他們為什麼應該進場看「雲門」演出，又會在舞台上看到什麼。有一段時間，他既是舞者，也是編舞家，也是舞蹈教練，也是舞團經營者，也是劇場經理，也是舞蹈表演新聞記者，也是舞評家與舞蹈的詮釋者。這些在歐美分工細緻的角色，在台灣，全由一個人包辦了，所以林懷民似乎無所不在。

《高處眼亮》蒐集了很多林懷民七手八腳什麼都做、什麼都得做的時期的文字作品。包括他作品背後的滋養，中國傳統文化、原住民樂舞、台灣歷史、西方文學音樂、印度哲學……這些別的創作者默默吸收轉化的文化成分，林懷民卻得敲鑼打鼓地說給社會大眾聽，他們了解了，才能、才會親近「雲門」。包括作品創造與排演過程背後的故事，讓還沒進場的觀眾先有信心可以「看懂」舞蹈，也讓離了場的觀眾明白，原來他們看到了一齣如何辛苦完成的舞碼，還讓舞者及工作人員理解自己到底在做些什麼，又做到了什麼。包括向所有協助過「雲門」的人致謝，將「雲門」的成就光耀散發給許多人，同時吸引更多人來一起關心「雲門」。

這本書記錄的，正是林懷民為了追求「被了解」的辛苦努力。三、

「被尊重比被了解還重要。」領悟了這件事，林懷民為之大哭大叫，因為他得以下定決心，從「被了解」的辛苦追求中把自己釋放出來。不只是不要再擔心外國人看得懂看不懂《家族合唱》，而是也不要擔心台灣人看得懂看不懂「雲門」舞作。如果「雲門」夠自信，生氣淋漓地將那份自信演出來，就算覺得「不了解」的人，都會尊重，追求那樣的尊重，可以給「雲門」更大的自由，甚至反而可以給台灣帶來更多異質多元的感動。

所以，在《家族合唱》之後，說故事的敘述性在林懷民的舞作中，逐漸淡出，取而代之的愈來愈抽象的表現。先是《流浪者之歌》，接著《水月》，到《行草三部曲》，這裡沒有明確的故事，林懷民也不站出來講故事了，那就是舞蹈，純粹藉由舞蹈傳達的訊息，盡量不經過舞蹈以外的媒介轉述。

用林懷民自己的語言說：

「舞者不必再為角色服務，肢體獲得『解嚴』，動作繁複了，蘊涵也較深厚。與此平行發展的是，我不會寫文章了。」

不會寫，一大半是因為不再那麼迫切需要寫了。不需要汲汲營營求取了解，可以有更開闊的態度，邀請大家就算不了解都能來感受，文字原本扮演的辛苦卻必要角色下場了。

「雲門」得到了不需被了解就能被尊重的特殊地位，所以林懷民可以放下那枝總在解釋總在記錄的筆，他可以不需要「會寫文章」了。

不過，這種特殊地位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混資歷混久了，就自然能混出來的。那是「雲門」和林懷民花幾十年時間才贏來的。沒有之前拼命的努力，不管舞蹈再怎麼好，有多少人一眼看了舞作就給予尊重的呢？

在我看來，《高處眼亮》這個集子，就是對那段追求了解過程的總整理，就是靠這些文字，才讓台灣社會明白「雲門」是怎麼回事，表演藝術是怎麼回事，對文化與藝術的尊重又是怎麼回事。我們還是要慶幸：林懷民真能寫！要是當年他沒有本事寫這麼好的文章，「雲門」不可能走那麼遠，台灣也不可能成為一個「有『雲門』的社會」。

四、

老實說，我不是很愛重讀林懷民的舊文章，因為讀著讀著總還是忍不住熱淚盈眶，讓自己覺得尷尬。不是早過了那種易感的年紀了嗎？不是早就熟知接下來的文字要寫什麼嗎？

然而，讀到俞大綱先生說：「你不許關門！」我還是會眼熱；讀到拿出三千塊來的婦人說：「我看你們都太瘦了。」我還是會眼熱；讀到林懷民跌傷腿必須下半場改演《白蛇傳》，「舞者們，驚慌著，慌亂著。卻一個個咬緊牙睜圓眼，毅然點頭。」我還是會眼熱；讀到葉公超先生急急將林懷民找去，興奮地說：「我剛在香港賣了畫，有十萬塊錢，你趕快拿去！」我還是會眼熱…

…

林懷民最神奇的本事，就在刺激出別人美好的一面，因為信任「雲門」而願意付出、願意和「雲門」發生一點關係。台灣有過不少在國際上闖出門號來的藝術家，但卻只有一個讓那麼多人覺得那麼驕傲的「雲門」。一部分原因，不也正是林懷民寫的這些文字，不斷向這個社會說明解釋「雲門」是靠多少人的好意才建構起來的。

文字是林懷民的，然而透過這些文字，林懷民讓很多人覺得：「雲門」是大家的。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