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朝慧皎對於寶唱《名僧傳》頗不滿意，他認為「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虛名不過迎合世俗，他致力發潛德之幽光，所以將著作改稱《高僧傳》。後來唐代道宣、宋代贊寧相繼撰成《續高僧傳》與《宋高僧傳》，皆沿用「高僧」之名。

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從操守評騭這三部書：「慧皎著書，提倡高蹈，故特改『名僧』為『高僧』。道宣戒律精嚴，對沙門不拜王者一事，爭之甚力，皆僧人之具有節概者。」贊寧則本為吳越僧統，入宋又賜紫衣，充僧錄，平素主張親近國王大臣，沾染鄉愿媚世之習，且《宋高僧傳》是奉詔之作，故無法與兩書媲美。

事實上高僧和名僧未必衝突，因為高僧也可以是一代名僧。曹仕邦《中國佛教史學史》已注意到慧皎並非全然看重高蹈，而是看重對佛門的貢獻。試觀慧皎書中如果都是高蹈之流，那麼陪侍帝王，或與王侯交接的僧侶，如佛圖澄、道安、鳩摩羅什等，為何納入傳中？道宣《續高僧傳》的僧稠、智顗、玄奘又何嘗不然？所以不必因贊寧奉敕修史，就對他貶抑，更不能因贊寧說：「教法委在王臣」，便說他媚世，何況《宋高僧傳》收錄像澄觀「身影不落俗家」的高僧也很多，從贊寧生平延伸而質疑其書，並非公允。

然應商榷的是，既名為「高僧」，則尋常僧人或謗教毀法之徒就不該列入。《宋高僧傳》卷四〈唐新羅國順璟傳〉，順璟來華習得唯識學，返國弘揚法相宗，見《華嚴經》「始從發心，便成佛已」，即生毀謗，臨命終時，地裂而陷身地獄。贊寧竟說菩薩為法亡身，順璟如提婆達多示跡生陷，「真顯教菩薩」！

如果僧傳不以當生德業為考量，那麼「眾生本來成佛」，又有哪位出家人不是「高僧」？「高僧」又豈須甄別？為「高僧」立傳也毫無意義了。

再如卷二九〈元魏洛陽慧凝傳〉，取自北朝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二「崇真寺」，已超出修史的年限（本應接續道宣《續高僧傳》），楊衒之記錄這位猝死復活的僧人，贊寧增補「棲止洛邑而無異藝，正修練心戒耳」兩句，慧凝便成為戒德高僧而被收入「雜科聲德篇」，這才是此書不可取之處。

至於《高僧傳》卷十〈竺法慧傳〉末附范材初為沙門，頗有神異，後卻退道染俗，改從五斗米教；《續高僧傳》卷二五收錄還俗並慫恿北周武帝滅佛的衛元嵩，嚴格說來，都是自亂體例；但若拋開高僧、名僧的分野，畢竟記錄時代風會，猶有保存佛教史事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