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深冬，虛擬的網路通聯線上，我的朋友W這麼寫著：「我是已經燃成灰燼了，如今仰賴灰燼的餘溫取暖。」寒凍風霜裡，我讀見他的蒼涼，那從世紀末一路拖曳而來的沉鬱卻又激揚的生命語境。讀著W，也像是讀著自己。
W與我同年，青春時期在八○年代初期的台灣校園擎起學運的旗幟，點燃知識份子社會實踐的火種，其後，他以輾轉的行旅，見證對台灣母鄉的不變眷戀，無論在台大校園、台北街頭、宜蘭老家濱海、美國密西根湖畔，或者如今的南港近山研究室，他的身影都是既孤獨而又激越。他堅持初心不死，用力行走在飄搖的人間社會，用力閱讀並搖撼這個世界，用力撞擊自己的靈魂，然後，從不間斷地，以他躍動的魂體，用力泅泳，向著摯愛的台灣故鄉的岸頭.........。
然而，竟是如此這般，他的狂狷激揚與孤寂蕭索，同時並存，他以不斷的奔跑、不斷的自我燃燒，甚至以疲於奔命的閱讀、行走、書寫和實踐，來遮掩他的生命倦容。而我讀著他，彷彿讀著自己，我們懷持相同的生命地圖，走著相近的心路行旅，覽看相似的生命風景。
我們生命文本的疊合與互文，既關乎性情，也關乎世代。
我們這個世代，出生於國民黨黨國教化詮釋系統已然穩固、白色恐怖的黑霧猶仍籠罩的一九六○年代初期，成長於知識青年深切思索自我存在價值與意義的內向性世代，而在外向性的七○年代，在知識青年積極建構社會實踐線圖的年代裡，接受近乎撞擊、力道強勁的思想啟蒙。我們跟著台灣一起前行、一起裂變、一起崩解，又一起重構，在內向性與外向性這兩張地圖中不斷穿梭往返，我們的人生因而總有不止一段或遠或近的繞行。我們的生命體質屬於天秤座，總是一方面在社會實踐的場域中疾行，一方面卻又無時不渴望著能夠轉身離去，回返寧靜如香格里拉般的生命母鄉。
W的心圖，也正是我的心圖。
我不知道W如何交替自己的這兩張地圖，在內向性與外向性的交纏辯證之間，尋找支點，凝聚再出發的動能。
而我則是幸福的，我的地圖中，座落著一個首都，那是一處最初、也是最終的原鄉，那是我所來自、也終將歸返的心靈福地，也是我的生命支點。
我的成長經驗與人生啟蒙，因為有了阿公楊逵和東海花園，而激盪出不一樣的漣漪。曾經禁錮綠島十二載的楊逵，四十三公斤的肉身，瘦弱、憂鬱，而又極端敏感，喀血經年，與疾病和孤獨共存並協商，然後在既存中超越既存。他吸納了所有的生命黑影和暗質，卻粲然吐出陽光。他以這樣的生命姿態，為我安置了一個隨時可以歸返的原鄉和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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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代初期，在貧瘠的大肚山紅土坡上，彷彿歷史迷夢初醒，一場新世代知識份子集體覺醒的儀式，悄然卻又澎湃地進行著。
少女的我，以青春期的羞怯但又熱切的臉容，仰望天窗，緊緊捕捉那微細的一線光色。七○年代，是戰後台灣新文化造型運動勃發的時代，歷經五○年代的驚恐退縮、凝鬱沉寂，六○年代台灣社會的感覺結構，通篇是蒼白低吟的內向性語境，知識份子反身轉向自我心靈深處，探索主體的存在姿態與存在意義。而六○年代末、七○年代初的保釣運動，猶如春雷一般，轟然喚醒這些青年早先封錮的魂體，破牆而出，這是一個外向性的時代，一個集體覺醒、集體去蒙除昧的年代。
所以，我的青春期，也正是戰後台灣文化造型運動的青春期，我的人生啟蒙，也緊密織入這個世代集體啟蒙的語境中，這是多麼幸福的生命經驗。然而，我卻一直要到自己已經來到飄搖中年，才懂得回視並且珍愛這樣的福運。
童年時期，趿著木屐，在東海花園的泥濘紅土裡，孤獨地遊戲、勞動、生活，然後用力幻想一個真正的人間世界。我與阿公，老人與稚女的生命文本，在當時的我看來，幾乎是以一種全然無法彼此閱看的脈絡和情節，平行獨走，雖然日常生活的字語交疊，精神魂體卻又難以互涉。
楊逵以花園紅土為稿本，蘸上覆蓋著厚重歷史塵土的筆墨，寫著難以被理解的生命故事。而少女的我，五年級前半班，成長於反共抗俄歌曲唱入雲霄的年代，每篇作文都真心誠意想要解救大陸水深火熱的苦難同胞。我們兩人，在大肚山紅土坡上，以彼此都不能了解、卻又同樣孤獨和寂寞的臉容，相互陪伴。
這樣凝滯晦澀的生命語境，持續纏繞著我。山居的我，社會化的成長時間是遠遠落後的。阿公終年蟄居花園，而我，在都市的小學唸書，每日離／返於山與城之間，遊走於兩個空間和兩種時間座標的界面，以老舊搖晃的公路局，越界。想要再越界。經常，甚至想要遠遠走離。
黃昏回返花園，我的童年沒有玩伴，黑夜總是很快來到。我孤獨掬飲孤獨，我的童年呼應著六○年代的內向性格，凝塑出一種被動羞怯、總想逃躲人群的性情。
然後，在七○年代，我的幽閉空間開了一扇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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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我初經來潮，帶著不時襲來的絞痛，我進入中學。沒有母親在身邊的少女，經痛來時，抱著肚子躺在花園的田埂上，仰望雲朵飄動，覺得自己可能就會這樣一直痛下去，痛到死去為止吧。
同一個時間，花園也彷彿初經少女的身體般，律動著生機，人聲日漸喧嘩，而向來耐於孤獨與等待的楊逵，終於得以撥棄歷史塵霧，已近七○歲的他，竟然笑靨如花，如少女迎春般的粲然。
七○年代的東海花園，是一個歷史的對話場域，熱情燃燒的新世代青年，從四方來到這塊紅土坡，尋找他們生命地圖中的新起站。戰後台灣社會文化造型運動的青春期，我以青春期的身體和靈魂，恭逢其盛。
那些日子裡，在花園草寮前的鄧伯藤下，阿公語音昂揚，來回於屋內屋外，有時從躺椅上傾起身子，比手劃腳談說他的生命經驗、他的文學創作，他們的時代，以及那個時代青年的意氣風發；有時急步走向屋內，打開折疊好的棉被下的生鏽鐵櫃，如珍寶般捧出一疊文件，翻閱著、展示著生鏽的歷史。而我，則靜坐在屋內，寫功課、讀亞森羅蘋，偷聽了一段段絕少被言說的台灣歷史故事。
我的時間感與空間感，在少女時期於是有了不同於同世代的折曲經驗。我認知了一個未曾被識知的過去，我開始懷疑我們同世代人仍然堅信不移的那個老大哥所佈飾的政治謊言。
於是，我愈發感到孤獨，我更加沉默、羞怯，伴著青春期的苦悶，我成為一個終日絞著小手絹，絕望地、只能近距離凝視自己生命裂縫的憂鬱少女。
從童年時期的學校風雲人物，到了少女時期的羞怯閉鎖，七○年代東海花園活絡起來之後，我反而與同世代的朋友形成一個思想的溝渠，難以跨越。當時，幾乎所有同世代友人都懷想著中國秋海棠的淒麗大江山，我也一樣，終日夢想大漠風沙漫漫、江南花飛柳長。然而，我的記憶載體，除了北京人、孫國父和蔣總統之外，多了一些不成形的片斷影像；一個新的空間地標與人文座標，模糊、卻又堅定地浮現。
差異的時空感，無法將自我安置到一個明確的時空座標中，而成為卡在時空邊界中的游離魂體。這也許是我少女時期畫圓自限的原因之一吧。
的確，所有這些七○年代的文化語境，也正是我的生命語境。正如那一個個我曾在東海花園見過的青年，在七○年代的台灣成長起來，活躍於八○年代台灣社會文化實踐場域最前線，在離與返之間，在孤獨自閉與社會參與之間，往返奔走，來回繞行。
是的，我是屬於七○年代的，我的青春期是被青春期的台灣社會、被這些青年的熱血青春所啟蒙、所召喚的。我終於也一如他們，一方面，心底存放一個孤絕純粹的、源自六○年代的精神基調的生命原鄉，我在現實的這端，遙望著歸返之日；另一方面，卻又被青春期的自己和青春期的台灣召喚著，無法不聽見、不看見這個世界的眾生臉容。對於這塊島鄉，我是如此既涉入、又疏離，既毫不猶豫地選擇參與其間，又隨時壓抑著想要轉身離去的欲念。
這是我的宿命，也是我的幸福。在幾十年後，當我的兒子已是當年少女楊翠的年紀，而我們仍然蟄居在大肚山紅土坡，當我熱切地想要從他身上覽看溫習自己的青春魂體而不可得時，才驚然醒覺，當年我難以忍受的孤獨，那種難以定位的時空歸屬感，那種既不屬於前世代，也不屬於同世代的時間畸零人的深痛感受，原來卻是一種獨特的幸福。
我的人生，在前青春期的蒙昧中，能夠豁然綻放一絲亮光，是源於我的前世代，那些曾經來到東海花園尋找老人、尋找歷史、傾聽台灣的苦悶之聲的青年們，是他們為我開啟一扇心靈與思想的天窗，讓我能以今日的身姿挺然站立。
我的青春期，與七○年代台灣新文化的青春期互文共構，我的人生啟蒙，是台灣社會集體啟蒙的關鍵時刻，這是多麼美妙的福份。
即將邁入後中年期的我，以著已然老花、逼近更年期的肉身，卻仍然那麼鮮明地記憶著青春期的自己，初經來潮的痛楚和成長的律動，在大肚山紅土坡，在島鄉的土地上，我仰躺望著雲朵四方遊走，以為自己將會疼痛至死，然而，天窗微啟，我起身，走向故鄉的更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