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用良心，實不足以對抗勢利。更何況，勢利的存在，也未嘗沒有一定的合理性，這就是：趨利避害乃是人的本能。這可不是一句「沒有良心」便可以輕易打發的。如果說，利的誘惑尚能抵禦，那麼，害的威脅便幾乎難以抗拒。

西元前二六五年，秦昭王為替其相范睢報仇，誘拐軟禁趙王的弟弟平原君，要他交出藏匿家中的魏相魏齊。趙王聞訊為了救弟弟，發兵包圍平原君府，魏齊趁著夜色逃出，求救於趙相虞卿。虞卿又與魏齊一同自小路逃往大梁，希望通過魏國信陵君的關係逃往楚國。

信陵君得到通報，因為畏懼秦國，「猶豫未肯見」，故意裝糊塗說，虞卿是什麼樣的人呀？信陵君的「上客」侯贏實在看不過去，回話說，虞卿是個趿著草鞋，扛著雨傘就去遊說趙王，才見了三次即拜相封侯，普天之下都爭相結識的人。而那魏齊窮途末路，求救於他，他不看重高官厚祿，解除相印，辭掉封爵，連夜抄小路來到大梁，只為「急他人之難」而求救於公子，公子卻問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信陵君一聽便臉紅了，連忙駕車趕到郊外相迎。但魏齊早已聽說信陵君的留難，怒而自剄了；而虞卿遭此打擊，深感世態炎涼，人情薄如紙，從此鬱鬱寡歡，只好去發憤著書。

平心而論，信陵君絕非小人。八年之後，他為了救趙之危，竟竊取兵符，刺殺晉鄙，奪魏王軍權以攻秦，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信陵君救趙」，曾一再被演繹成小說和戲劇。

信陵君這一義舉，是否受到「魏齊事件」的影響，我們不知道，但信陵君不是小人，則可以肯定。不但不是小人，而且是有名的君子。「齊有孟嘗，魏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如此德高望重，尚且難免勢利，況芸芸眾生乎？

因此，要對抗勢利，除了要有良心外，還要有義氣。魏齊對於信陵君是否有恩？想來沒有。事實上侯贏也並未譴責信陵君不講良心，其所以打動信陵君者，還是虞卿「急士之窮」的「大義」，一種不願看到一個國士竟走投無路的「不忍之心」。這種「不忍之心」當然是一種愛心，一種設身處地推己及人的「同情之心」，一種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好義之心」。

其實魏齊與范睢的恩怨，與虞卿和侯贏都沒有什麼關係，他們純粹是「多管閒事」；而且，魏齊對於范睢，也確曾犯有不可饒恕的罪惡。

當初，范睢地位低下，曾隨同魏國中大夫須賈一起出使齊國。須賈為推卸出使失敗之罪，竟誣陷范睢「裡通外國」。作為國相的魏齊，只聽了須賈一面之詞，便喝令手下把范睢往死裡打。范睢裝死，魏齊又令人將其扔進茅廁，讓喝醉酒的賓客往他身上撒尿，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范睢得勢之後，必欲置魏齊於死地，也是「情有可原」。

問題在於，如果這時范睢還只是一個布衣，則無論他如何復仇，復仇的手段如何無所不用其極，都會被視為義舉。但這時范睢已為秦相，恃強秦而凌弱國，便未免有點「仗勢欺人」的味道了，因此才引起虞卿、侯贏等人的義憤，非得要幫那其實並不怎麼樣的魏齊不可。

由此可見，在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的一般回報原則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原則││義。義與利是不相兼容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氣是勢利的剋星。一個人做了壞事，如果既未受「良心譴責」，又不能「良心發現」，其他人就有理由制裁他，制裁的行為就叫「義舉」，而制裁的動機就叫「義氣」。

一個人如果因「勢利」威脅利誘而不願「交情」，那麼他即便不怕良心的譴責，也要忌憚義氣的制裁。江湖中人之所以比別人更講義氣，就因為在充滿危險的江湖道上，利的誘惑和害的威脅都更大。久而久之，義氣便差不多變成了江湖上的專用名詞。

義氣無疑也本之於人情，所以又叫做「情義」。然而，「無情者固然無義，有情者卻未必有義。」有的人，平時不乏脈脈溫情，緊要關頭卻畏畏縮縮，便是「有情無義」。

顯然，情是「感」而義是「氣」。氣有血氣，有習氣。血氣剛烈者勇，富於「勇氣」；習於仁義者正，富於「正氣」。加起來就成為「節操」，也叫「氣節」。有此氣節，於己，則忠信誠毅智仁剛勇；於人，則坦蕩磊落正大光明。既視死如歸，又嫉惡如仇，當然也就能「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為維護正義和主持公道不惜大義滅親、捨生取義了。

這也是義氣與良心不同之處。良心只管自己，義氣卻可以由己及人。這樣，它就起到一種良心起不到的作用。一個人如果只是「不講良心」，也許不過「心」無所安；如果居然「不講義氣」，那就可能「身」受其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