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二百餘年，整個大明帝國接棒到第十四位萬曆皇帝時，內政早已被宦官搞得烏煙瘴氣。中原大地流民四起，外患則在中國北方匯聚與歸順的漢人集結為「滿洲」。

說來也諷刺：明太祖打著的政治旗號「驅逐胡虜，恢復中華」，明顯是利用不同族群的分野與仇恨，趕跑了蒙古族（元），卻也終究敗於另一民族－－滿人（清）。

儘管亡國之君崇禎皇帝（明思宗）立馬上台後，快刀斬亂麻的立即殺了魏忠賢，並全面罷黜他的黨羽；不過導致覆滅的頹勢，顯然還不及明思宗朱由檢自戀和自大的本性。

人口倍增、天災肆虐及致命的財政措施，終於形成一股加速滅國的流寇勢力直搗「北京」了！

明代為了防堵蒙元（北元或後元）殘餘勢力再起，在「奪回」大片江山之後，由徐達肩負督工，重新修築了自甘肅嘉峪關到遼東山海關的長城（即是現今呈現在我們眼前的萬里長城）。直到漢人張獻忠、李自成和吳三桂的揭竿反抗，徒然讓堅固蜿蜒的防禦工事，剩下歷史廢墟的意義了。

根據當時地方和朝廷的文字記載，從朱元璋建國起（西元一三六八年）全國人口數大約是八千五百萬，到了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年），人數已攀升至一億八千萬左右。

再者據說中國氣候，在明末進入了一個小冰河期，造成陝西一帶連續多年的大旱災，因在農作物長年欠收下，供需到底是失衡了。沉重的賦稅與加徵的練餉，則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李自成之所以造反，主要因素和驛站有關。驛站一向扮演著歷代國防和行政資訊傳遞的重任，明朝未能免俗，而撐起這龐大又複雜的交通網，正是倚賴老百姓的賦稅繳納。

有一說是闖王在叛亂前擔任驛卒，由於裁員，下崗失業，於是乎反了；另一說法是李公的爺爺和父親攤上了給驛站養馬的義務，賠累破產了，加上還不起債務，於是乎反了。

不論何種說法，都充分反映出當時徵稅的嚴苛與不公，以致剝削了農民生存的條件與空間，才衍生出更多的良民甘願「轉業」為土匪和造反者。

而崇禎元年，農民造反前的動員口號，可再為例證－－餓死也是死，當強盜也是死，坐著等餓死，還不如當強盜死！是以在這些被中央政府逼上梁山的市井小民眼裡，李自成顯然躍升成為推翻暴政的「正義化身」，而非正史一貫給他扣上的「流寇」罵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