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社會與文化似乎都存在著「理想母親」的原型，提供整個社群作為「抵抗外來，包容內在」的精神想像（雖然，「理想母親」可能是極端壓抑的）。蔡振南於〈母親的名字叫台灣〉高唱：「母親是山，母親是海……」，母親彷彿穩重如山，柔情無邊似海。因此，我們不免好奇，「理想母親」的概念如何形成？喬治．萊科夫於他的《女人、火與危險事物－範疇所揭示之心智的奧祕》一書中指出，社會通常會用一個「次範疇」（subcategory）來代表整個範疇，導致固有模式的「原型效應」。例如，「家庭主婦型母親」顯示了各個文化社會期望中的母親，因而變成「原型效應」，比「非家庭主婦型母親」更為典型。此外，語言的文化知識有時亦是按照「理想化」模式建立起來的，例如，理想的家居、伴侶、工作等。人類會按照理想化的情形作出判斷並制定目標，既之以完美的個體成員來理解整個大範疇，並試圖仿效這些完美的典型。
　　
回頭看台灣，「理想的家庭型母親」同樣深存在人民的概念裡，甚至成為整個群集體潛意識裡的贖者。例如，台灣的文學作品─小說，詩，散文─不乏將「台灣」隱喻成「受難的母親」，遭受日本父親、中國父親的恐嚇、威嚇。但是這位苦難的母親，卻仍堅持毅立在那裡，保護她的子民。對於接受殖民經驗的族群而言，「受難卻仍包容的母親」幾乎成了文化意義上的信仰與依靠。美國黑人文學也有同樣的精神，哈林桂冠詩人Langston Hughes在他極為有名的一首詩〈黑人談及河流〉（The Negro Speaks of Rivers）中，寫下黑人命運的詩句：「當亞作拉林肯下至紐奧爾良，我聽到密西西比河的歌聲，我看見落日的餘暉下它的濁色之胸轉為金黃色」，女人的胸部已成為命運的隱喻，大地之母為她的子民展露了深沈的歷史色調。
　　
然而，雖然流行文化、文學藝術都不約而同在召喚這樣的一個「原型母親」，而且想像這樣的一種母親的存在，整個社會對實際母親（真人！）的了解其實是非常粗淺而簡略的，也多僅停留在「原型母親」的理解裡。整個社會中的母親到底在想些什麼，也還是被化約在極端刻板的印象裡。問問自己，了解母親嗎？知道母親生命中發生過哪些插曲嗎？妳／你可能以為再也了解她不過了，還有什麼需要知道的呢？
　　
兩年前，在「文學作品讀法」的班上，叫學生寫「阿母的故事」，許多學生一臉狐疑，下課跑來問我，母親的故事有什麼好寫的？說了一番道理，他們仍然無法預期從這次的寫作上得到任何的回饋。春假過後，每一個學生交出作業，回家後我迫不亟待要驗收學生的成果，有好幾位學生在後記上寫著感性的話語：「老師，藉由這次的作業，我夜冕和母親坐在床上長談，這是過去從未有的經驗，母親告訴我許多我未曾知悉的故事，原來母親走過那樣的年代……」「老師，我從不知母親痛苦的生命，也曾有過美麗的記憶……」「老師，原來我媽媽和我爸爸是那樣認識的……」，這些學生彷彿在一次不經意的偶然裡，發現了一些秘密，其中也有屬於他們自己的……。
　　
惟有在真正了解母親之後，那一聲「媽媽請妳也保重」才是奔向天空的心靈之泉，枯乾的生命有福了！（《阿母的故事酖酖自序》，玉山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