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五四，大家最容易想起的自然是愛國、進步，科學、民主，提起當年的風雲人物，總是要說他們如何如何地鼓吹「德先生」和「賽先生」（編註：德先生─Democracy「民主」，中文音譯叫「德莫克拉西」；賽先生─Science「科學」，中文音譯是「賽因斯」）。其實，除了這些年年講，講的大家耳朵都要發炎的話題之外，五四作為一場文化運動，可談的東西還有許多，當年的文學青年特別熱衷的易卜生和王爾德就是一個。

易卜生這位挪威人和王爾德這位英國人，在上個世紀的歐洲都是名重一時的文學巨匠，不過由於他們兩人的風格和作品意向迥異，研究文學史的人，絕少有人會將他們放到一起來說的。而一般的歐洲人，似乎很少有既喜歡易卜生、又欣賞王爾德的。易卜生是關注社會問題的大師，總是用解剖刀把社會惡瘤無情地剖開示眾，將人們心裡的隱疾病例公開，全不顧體面人的臉面和紳士淑女的情緒；王爾德是唯美主義旗手，凸現自我，注重作品形式上的美，全然不顧社會有多黑暗。然而，在中國的五四青年那裡，兩位大師幾乎獲得了同樣的尊崇，同是一批青年學生，一邊大演易卜生的名劇《玩偶之家》，一邊又在排練王爾德的《少奶奶的扇子》。而正是他們的老師們，把這兩個劇翻譯介紹給了他們。《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有個把她當玩偶的丈夫，她離家出走；《少奶奶的扇子》的女主人公愛格有個把她當心肝的丈夫，她因誤會也離家出走，又在曾經犯過同樣錯誤的母親幫助下走了回來，保全了她的貞潔。兩個戲都有衝突，有情節，有戲，而且好看，但是主題思想卻是兩回事，甚至可以說還有點抵觸。
 
五四青年同時喜歡這樣兩種不僅風格相異而且主題相左的戲劇，實際上反映了他們在大規模引進西學、大規模反傳統的時候，內心世界的矛盾和迷惘。一方面，他們高揚自由解放的旗幟，主張衝破舊的道德枷鎖，鼓吹人性和復甦，大膽追求個人的幸福。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一些人眼裡，就是一場歐洲的文藝復興。北大學生辦的《新潮》雜誌，其英文名字就叫The Renaissance，即文藝復興。作為衝擊傳統的利器，易卜生藝術形像在中國被抬到了「易卜生主義」的高度，大發市利，其中的娜拉成了女性解放的象徵，受到了文學青年的熱烈歡迎。然而，易卜生讓娜拉出走，砰的一聲門響就完事了，出走以後怎麼了，一個字也沒提，所以大家未免心裡惴惴的，王爾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恰好給出了一個雖然不太恰當、但還差強人意的西方式回答。不尊重女性的娜拉丈夫換成了恰好相反的愛格丈夫，少奶奶的小家庭就甜美地延續下去了。應該說，那時的先進知識分子底氣還不夠足，在抨擊傳統和高揚個性解放的時候，還帶著傳統的沉沉的枷鎖，胡適、魯迅、聞一多、傅斯年等人都曾極襄力稱頌過娜拉，但是他們自己連象娜拉那樣砰的一聲關上門走出去都難以做到。許多人在推許易卜生的同時，心底總是難以去掉王爾德勾畫的美麗幻影。也正因為如此，魯迅當年才會對文學青年大講「娜拉出走之後」，又勾畫了一個中國的娜拉──子君的毀滅，好讓彷徨的青年清醒一點。（華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