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與張愛玲，分別出生於五四運動發生的前一年及後一年。她們在風起雲湧的時代氛圍中成長，受新文學的洗禮。林海音曾自述五四對她的影響：
 
「我和我國五四新文學運動，幾乎同時來到這世上，新文化運動發生時（一九一九年），我才是個母親懷抱中的女嬰，也跟著這個運動長大的，所以那個改變人文的年代，我像一塊海綿似的，吸收著時代新和舊雙面景象，飽滿得我非要藉寫小說把它流露出來不可。」（《寫在風中‧為時代女性裁衣》,206）
 
當她在初中讀書時，正是新文學發揚到極致的高峰期，「我們被這新鮮的文學時代迷住了，不斷的閱讀著更多的新書；新的思想、新的筆調，打動了我們的心意，……潔白的心靈上，也知道點綴一些什麼主義，什麼理想了。」（《寫在風中‧永無止盡的崇敬心情》,248）當時林海音喜愛閱讀凌叔華、沈從文、蘇雪林、鬱達夫等作家作品，來台從事創作後，她的作品被視作五四文學傳統的繼承者之一，並在主編的《純文學》中開闢「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專欄，將當時在臺灣難得見到的大陸二、三○年代作家作品，一系列引介來台。
 
林海音被視作銜接大陸五四文學與臺灣當代文學的橋樑，而張愛玲卻屢遭臺灣論者視作背離五四傳統，如朱西甯認為「張愛玲是當代唯一與五四無關的作家」，李歐梵提出「反抗五四以來歷史洪流的作家」，周芬伶表示「與五四標舉的理想道德背道而馳」。大陸學者陳思和則指出張愛玲與五四文學的關連，認為她讓新文學傳統與現代都市通俗文學達成了融合；王曉明認為張愛玲與五四似相通又相異，她寫人性卻非揭發國民性，有諷刺卻與社會批判無關，似寫實又非現實主義作家，偶帶控訴卻無具體對象；馬華學者林幸謙亦認為張與五四民族論爭保持距離，又不至於全然背反，是「內省多於外現、自虐多於批判、回顧多於前瞻」。臺灣海峽劃分出的兩種聲音，被王德威統合，他點出張以無家棄國代替家國想像，關注女性代替人性至上，以「流言」代替「吶喊」，重複代替創新，迴旋代替革命，與五四正統作家卻可參差對照、互通有無。………
 
林海音直承五四傳統，而張愛玲是五四傳統的逆流，從時代潮流中脫身，反溯回世情小說傳統，向《金瓶梅》、《醒世姻緣》、《紅樓夢》、《海上花列傳》等汲取養分，又廣涉諷刺小說、神魔小說、鬼怪小說等，她的創作吸納了新舊文學養分，並加以融會開創，除在散文中對文學潮流發表議論，晚年並從事相關古典小說的翻譯考據工作；相對而言，林海音對古典文學的涉獵不如張廣博深厚，對於文化思潮與文學傳統，也未見提出精闢深入的見解。
（論文「林海音與張愛玲對照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