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春，上海《新時代月刊》刊載了該刊主編曾今可的一篇對劉海粟畫展捧場的文章。因為其中有一段文字涉及了徐悲鴻先生，想不到竟引起了二位畫家的一場筆戰，頗熱鬧了一陣。

那時徐悲鴻好像是剛從南京到上海，有一天，我去探望滕固兄，竟意外地在滕固兄的房間裡，初次看見他。那時他大概是三十三歲左右，一頭黑髮，並未膏沐過，眼皮很厚，膚色不但不潔白，而且略帶黃；臉方圓，顴骨高高的，像是有點浮腫，使人覺得是一張營養不足或是久病的面容，跟在座紅光滿面的滕固和清秀的邵洵美相形之下，顯得格外矚目。

但他是擅長交際的，他的為人誠懇而客氣。我記得那天他還悻悻然地談起那一回的「廣告戰」，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了半個多月，並不以我為初識者，仍那麼如數家珍般憤然地敘述著。他那頸項上的青筋也微微地暴漲了起來，他給我的最初的印象至今還忘不掉。

一九三九年秋，時值抗戰期間，他到檳城來，為了籌賑中國傷兵難民舉行他個人的作品義展，於是我們又在檳城的一家俱樂部裡見面，那時他兩鬢已是星霜白髮。

有一次，我到旅社去看他的時候，他拿出了一張特別為我而畫的古松。他告訴我那株古松畫了一枝橫枝，畫得太粗，看起來有點礙眼。他在畫上題了幾句有趣的話：「古松因年事已高，枝椏不多，惟橫枝異常蒼勁，若供鳥雀栖息，未免大材小用，若取而為門閂，雖略嫌粗大，尚堪一用，不知梓川兄以為然否？」畫角上還印上一方「荒謬絕倫」的閒章。此外他還恐怕我不喜歡，還特意畫了一張竹給我，題「時窮節乃見」幾個字，規規矩矩落了上下款，印上「江南布衣」的印章。

事後，他和我談起文藝，才知道我原來也體會「幽默三昧」，因為我就很喜歡他那幅「脫帽鍾馗」，雖然他並沒有送我。

他要我對他的畫表示意見，我說他畫馬最有名，也是世人所共知的，而我倒不喜歡他的馬，他覺得很詫異。我說他畫的馬因為太熟練，太精巧，功夫也下得最深，隨手拈來，都是栩栩如生的「奔馬」。而我所喜歡的，倒是他畫的貓、雞、松、竹和他那些奇趣的徐悲鴻體的字。

當他問我還要他什麼畫的時候，我說我希望他給我作一首詩，和寫一幅條幅，他立刻答應了。

他的畫，他的詩，他的題畫，和他的散文一樣，在平淡中使人覺得奇趣盎然。他題畫的詩不多，他給我寫的那首舊作原是在重慶沙坪壩的口占詩：

此夕晴空倍好看，
推窗唯覺月光寒。
盤飧燈火艱難甚，
坐對瓶梅食餅乾。

寫完了，他坦然地說我的脾氣古怪。他說他許多朋友都要他畫「馬」，而我卻偏偏與眾不同。我說：「你的『馬』因為太著名，不好也是好的，所以我反而覺得沒有什麼意思。而我喜歡的畫，我根本就買不起，你送給我的二幅古松和竹，還有那條幅，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他聽了，連呼上當不已。

他在檳城的日子，前後算起來也有二三個月，可記的也很多。有一天我和莊心在兄同去看他，他告訴我們他在巴黎苦學的生活。他說他因為在一九二一年九月廿六日，法國國家美術會開展覽會，他赴會參觀，忽遇大雪，因沒有大衣穿，會內酷寒異常，不禁受涼而返。以為洗澡可禦寒，誰知道澡還沒有洗好，肚子竟痛得不得了，從此就成了不治的胃病。假使當時有錢足以購置一襲大衣，恐怕不會罹此惡疾。他說著還告訴我們他曾把在巴黎的苦學生活寫過一篇文章，在《良友》上發表，題為「悲鴻之墓」。

有一次他要離檳赴美，心在兄請吃飯，席上他表示此番為抗戰到美國開畫展後，便回檳城隱居。可是日軍南侵的炮火卻把許多人的計畫打得粉碎了，也把許多人打醒了，自然這位藝術大師的計畫也終於成了泡影。（上）
（廣西師範大學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