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檔案
出生：一九四七年
學歷：逢甲大學建築工程學士
美國耶魯大學建築碩士
美國哈佛大學都市設計碩士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建築博士
經歷：東海大學建築系助教
台大土木系講師
台大土木系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現任：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三十年前的夏鑄九長得像籃正龍，有點瘦，五官也很深，如今頭髮花白、年歲一甲子，還是被冠上「帶頭大哥」、「台大城鄉所一哥」的稱號。在台大教了二十年書，年年座無虛席，擠得水洩不通，並不是每個學生都聽得懂他在說什麼，卻就是每堂搶著坐第一排，目不轉睛的，一睹風華。

貢獻了棉薄之力

只因他意氣風發，桀驁不拘，常戴著鴨舌帽壓住飛天亂髮，拎著單車而來，背著大書包、彎腰鎖車，和學生沒兩樣。都快六十歲了，套句學生的話，「還是很帥」。
身為家中長子，夏鑄九常在家外流浪，他常自嘲：「在家裡我是被修理的對象。我父親晚年最快樂的時光，就是每星期大家回來吃飯，一塊罵人，全民亂講，父親很樂—可能因為這樣，他多活了好多年。」夏鑄九說，在社運混了半輩子，父親也引此為榮。

站在社運第一線，他與候孝賢等人共同發起「族群平等聯盟」，為台灣社會的民主進程乃至阻擋族群分裂出錢出力，參與社會運動向來不落人後，從十幾年前的無住屋運動、410教改等……都有他著力的痕跡。他說，自己是六十年代的產物，只要是與弱勢族群有關的事，他都關心。因積極涉入社運，了解基層聲音，台北市長曾找他出任都市發展局長，不過，被夏鑄九婉拒了：「我這種人怎麼去做官？我最大的長處就是知道自己的短處，連穿衣服都不整齊，做三天就會被人趕下台！」。

但是，夏鑄九很贊成他的學生或朋友去做官，「他們可以把自己的價值觀變成官方的，進入體制內改革。」台灣絕不是已經很好了，各領域的問題還很多，大家要繼績往前走。

校園新建築的轉機

身為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致力於社區營造，事實上，他卻不願多談台灣建築，特別是校園建築，「因為從日據殖民時代開始，校園建築就很不重視，而事實上它們反映了統治者對教育的理念。」

「學校被用為教化而非教育的場所，因此房屋一律是灰色四方造形，加上高聳的圍牆，森嚴的升旗台，加上每間教室都有廣播設備，隨時供校長說教，教育是低品質的代名詞。」在他看來，台灣經濟發達後，學校逐漸擴充，學校竟成為校長炫耀的地方，校長室越蓋越大，依然是教化功能。

沒想到九二一竟然成為校園新建築的轉機，夏鑄九發覺，一群具有責任感的校長投入，讓有理想的建築師得以發揮，讓台灣校園出現令人驚喜的新風貌。受創的校園重建過程中，也導入了教改理念，尤其是在原住民為主體的國中、小學中，教改小班小校的理念得以實現，成為台灣建築的大突破。

然而，他擔心這只是曇花一現，建築的革新不僅止於硬體，軟體也要改變，尤其是人的觀念。「除了校園建築外，理念也應該延伸到政府公共工程。政府的公共工程應該彈性化，讓優質的建築師加入，並採取透明過程，讓社區成員都能參與見證。」

夏鑄九說，過去台灣的建築設計教育缺乏創造力，建築設計的靈感大多來自國外雜誌、模仿國外雜誌，他鼓吹的教育部創造力學養計畫是希望透過「參與式教學」，讓學生親身參與體驗社區營造與改變，從中找回建築設計的創意想像力，以及符合台灣環境特色的建築設計風貌。

為新教改「撩落去」

「公共藝術不是純粹的藝術，還必須留意人與空間的關係。」夏鑄九認為，風水也是人看待空間的一種態度。因此當公共藝術與風水發生衝突時，他不會單純地「用迷信的角度看待風水」。

「藝術作品一旦放置在公共空間中，便會接觸公眾社會，與生活在周圍的民眾發生密切關係，因此公共藝術的推動者必須很敏感、很有經驗。」夏鑄九認為，如果只是業者個人的品味、好惡問題，便無涉公共藝術的「公共」議題，那他「沒有意見」。

他常想：台灣曾經有一點錢，可是為什麼生活品質反而變壞？為什麼台灣完全違反「永續經營」的道理？他認為，台灣需要有人說不同的話。「在結構上，戰後的台灣都市化過程與都市問題的形成是台灣特殊的經濟發展模型的平行產物。這種第三世界政治經濟特殊性，以及，住宅做為一種昂貴商品且建造於土地上的特殊性，在反共冷戰以海峽區隔的國際形勢所結構的國家與社會的歷史關係下，住宅問題缺乏形成立即的政治與社會危機的條件，使台灣戰後的住宅政策從來就不曾受到像新加坡與香港，那種程度的重視。」他說，也因此，都市集體消費不足日趨嚴重，住宅，又是其中最需政府長期細膩政策干預才能應付的一支。

台灣的城市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被土地開發資本界定為房地產市場，住宅成為商品，都市空間是交換價值的實現，加上國家政策的僵固，造成了炒作泡沫，這也是投機城市的意義打造。

城市，應該是所有市民共享都市意義的空間：「一個新的資訊社會和網路社會已經來臨，有些特性、有些做法或許可以通過他的到來有所釐清。」他看出，台灣這三十年來變動已經非常大了，用五十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國家五百年的路程，而現在中國內地則用二十五年的時間，走過了人家五百年的路程。

拋開沮喪和焦慮

「美國那麼富有的國家，也有那麼多無家可歸的人，你再看看日本，你很難相信在日本這樣的國家，這些年裡，失業勞工、無家可歸、在公園裡用塊帆布圍起來露宿，日本的中產階級把公園用鐵欄杆圍起來，還上把鎖，好像回到了十九世紀。」他感嘆。

「我是六十年代的產物，那個年代，主流觀念受到挑戰，大家會反省、提出新觀點；我不是烏托邦主義者，但我看到台灣仍然千瘡百孔，我們還需要更多改革的力量和聲音，讓台灣變成一個可長居久留之地。」夏鑄九為了新教改再次「撩落去」，籌組快樂學習教改連線。從「饒了孩子吧！」開始一連串的運動訴求，樂學連成功地引起社會再度關注教改議題，當個幕後的「藏鏡人」。

拋開沮喪和焦慮，夏鑄九認為，我們只有更冷靜的態度來看待台灣問題。「為什麼會沮喪，包括我自己在內，就是因為台灣走了很長的一段路，我們都在不同的位置，出了不同的力量，推動台灣社會的變革，結果到最後我不得不承認，我們的社會還是一個 local society（地域社會），台灣面對的歷史枷鎖，何其沉重。」

「一個新的民族國家的打造，它就是要通過改變歷史課本來改變歷史，以掌握對於歷史的詮釋權。」隔閡就需要溝通嗎？不見得，只要加強互動，保持意義的流動，隔閡就能打破。他說，歷史的枷鎖得靠我們自己把它拿掉，我們要更清楚自己是誰，就是要有所謂的自主性、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