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香港中樂團有許多企業的支持，連團服都由香港知名設計師全額贊助，光是全團團員的團服就超過一百萬港幣，走起路來閃閃動人，就像日本演奏雅樂般莊重，連帶也增加了藝術質感。

跨出音樂廳 走向社會 社區 學校

缺額立刻遞補，樂團的研究發展部努力捕捉市場反應，增加一個副團長及兩個聲部長，提升樂團素質，這些都沒有猶疑的空間，需要，立刻就可以執行。閻惠昌認為香港中樂團公司化之後，彈性更大，「幾乎沒有」束縛，香港中樂團公司化之後，脫離政府架構，樂團運作會更為靈活，樂團仍植根於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化，用多元化的表演方式服務大眾。

樂團公司化之前，政府的管理存在著很多問題，無法解套，舉例在接受捐款上，所有捐給香港中樂團的款項一定要先進公庫府，由主管的高官來決定，「但是最後結果，往往不會回到香港中樂團。」捐款對於一個樂團來講是非常重要的，這樣的管理就會限制樂團的發展。「公司化之後，我們可以按照藝術的規律辦事情，目前平均的一年預算大約五千多萬港幣，捐款不算，這些都可以讓樂團好好運用。」

在最近幾年，香港中樂團靈活運用市場化的手段推廣中樂，他們在香港創辦了非常多的民樂節日，例如2001年的香港胡琴節、2003年的鼓樂節、2005年的笛簫節和2006年的古箏節。這些節日拉近了香港市民和民樂之間的距離；除了中樂團的固定音樂季之外，他們還走出音樂廳、走向社會，在社區、學校中演出，和香港市民打成一片。

中樂的美好　在全球被看見

「我在中國中央民族樂團做了七、八年，後來去了新加坡。新加坡的華樂發展受到過很大的限制，那裡有華人、印度人、馬來人，中樂只是其中一種。」閻惠昌說後來到了台灣，原來受重視，不過後來民進黨執政，有些受到影響，1997年到了香港，「香港的殖民文化色彩濃厚，西方美學成為圭臬，交響樂占有很大的優勢，但是政府一直很重視。」

閻惠昌的觀察是，在香港，每逢重大的節日、活動，基本上都不會忘記帶著香港中樂團。「像回歸前後，香港的政府高官出去訪問，帶的都是香港中樂團，而不是交響樂團，因為香港中樂團是公認首屈一指的，帶出去非常有面子，帶有深厚的文化感。」這些都是香港中樂團的資產。

為了跟西方接軌，香港中樂團理事會今年審視樂團現有的職稱後，認為以「團長」作為「Concertmaste」的中文職稱「名不符實」，從今年9月1日開始，「Concertmaster」及「Deputy Concertmaster」的中文職稱分別由「團長」及「副團長」修訂為「樂團首席」及「樂團副首席」，讓外界對於國樂團的藝術分功更加清楚。這些都是中樂團一直在改革的地方，也足以做為其他華人世界中樂團的典範。

香港中樂團的成績，有目共睹，閻惠昌的能力，也充分得到發揮，問他還有沒有夢想，閻惠昌說：「希望有一天，全球的知名作曲家都願意來為中樂團寫曲子，讓中樂的溫潤美好，得以在全球被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