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別了豐子愷的緣緣堂之後，我趕到上海，立刻把這張封面送到四川路底的世界文藝出版社去，然後才回到真茹。可是後來詩集出版的廣告在報上登出版之後，也才知道書名已經被改成了一個俗不可耐的名字。我立刻趕到出版社去，也才知道那張豐先生畫的封面並沒有採用。據那些市儈說：《夢囈》這書名並不容易吸引讀者。市儈畢竟是市儈，除了看在錢面孔上，什麼也不管的。我一氣之下，立刻把那封面畫取了回來。並且給豐先生去了信，說了許多抱歉的話，並且還把我保留那張封面的意思告訴他，說是我希望出第二本詩集的時候，一定要把它用上。所以把原畫保留了下來，沒有再寄回給他了。

據說，豐先生並不珍惜自己的作品，而且非常願意慨贈友好，他沒有把作品藏之名山的想法。他認為最好的藝術作品，應該得到很好的流通，應該公諸同好。他是一個不驕傲、不自負的藝術工作者。他從來作畫也並不留稿。他給印刷所之類的機構丟失的作品，數目也不少。這是他回信給我才知道的，並且還希望我不必因此小事悵然難堪。

可是我對於寫詩全是即興之作，高興時偶一為之，並不像詩人要作詩就作詩，要寫就寫。因此，從第一部詩集出版後，一直過了廿五年後的一九五五年，才又出版了第二部詩集《美麗的肖像》。可是保留下來的豐子愷畫的封面畫，還是沒有用上，因為那張封面畫在日軍南侵的炮火中跟許多珍貴的絕版畫一齊失掉了。說起來，真是一樁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事！

一九五○年春，中國正是烽煙四起的時候，豐先生攜眷南行，抵達香港便有行住困難之嘆。那時他寄來了一張漫畫〈扶得醉人歸〉和一篇〈藝術的不巧性〉的散文，還有近影一張，託一個朋友代為換取一點生活費。 那個朋友便把這些東西全部寄給了我，我才知道豐子愷先生一別廿多年，已經成了長髯飄拂的長者了。時光畢竟無情，歲月並不饒人，他那次給我的印象，依稀還留在腦際。

 我記得他有一篇隨筆，題名「緣」，他說：「無論何事都是大大小小，千千萬萬的『緣』所湊合而成，缺了一點就不行，世間的因緣何等奇妙不可思議！」我之得與他有過那次的會見，照他的說法，也許就是「緣」吧？

好久沒有豐子愷先生的消息了。後來看到他的公子華瞻譯的《格林童話全集》，才知道他在隨筆中所寫的那位小主人翁已經長大成人，已經大學畢業了，而且還有著作行世。那些童話集也有不少豐子愷先生的插畫，但看起來，並不像在《文學周報》作插繪的漫畫那麼趣味盎然了。

豐子愷先生在《漫畫創作二十年》一文內說：「古人說：『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我近來的漫畫寫作上，也有今是昨非之感，但也不完全如此。在酒後，在病中，在感動之中，在懊喪之餘，心情常常變換，筆調也時時反覆。」我想這正可以說是他的作品的一個很好的注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