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瀟君

下午，一份報告送到我郵箱：那塊La Puente工地可以申請建照開工了。

好消息來得太突然，我一點心理準備也沒有。平常一個案子從設計、送件、修改到核准，總要拖上好一陣子；現在忽然有人告訴我：「可以動了。」我反而慌了起來。

手裡的咖啡杯還沒放穩，人已經站了起來，一邊撥電話一邊在腦子裡列清單：先問設計師，圖是不是真的都齊了；再協調合夥人和管理公司，通知房客工地要動工；最後打給建築公司，讓他們開始準備報價。

三通電話，三次忙線。

我又撥了一次設計師的號碼，還是忙線。撥合夥人，忙線。撥建築公司，鈴聲響了三聲，轉入語音信箱。連公司裡的員工都沒有人接。我坐回椅子上，盯著手機螢幕，這些人到底都到哪裡去了？這麼重要的事情，怎麼沒有一個人接電話？

五分鐘後，管理公司先回電。我把情況說了一遍，順口提了一句，我在找建築公司報價，沒找到。

他在電話那頭笑了：「哦，我就跟他在一起，我們正在談這個案子。」

我順口又說，我也找了設計師，沒找到。

「哦，我剛剛才掛他電話，」他說，「都是在討論這件事。」

我握著手機，愣了半秒鐘，心裡冒出一股說不清楚的火。

原來我找不到的幾個大員在商量我的案子，我居然不知道。我什麼時候變成邊緣人了？

我把歪斜的咖啡杯擺正，突然看到下面壓著的稿子，是郵箱通知我有郵件進來之前我正在看的一篇談執行長退休的報導。波士頓顧問集團研究發現，許多執行長退休後的第一年並不快樂。他們不缺錢，也不真的懷念繁重的工作；他們懷念的是那種自己仍然站在事情中央，被需要、被等待回覆的感覺：桌上永遠有一份決策等你簽字，電話那頭永遠有人在等你拿主意。

有些人退休後又回去接掌公司，究竟是因為公司非他不可，還是因為他無法接受公司不再需要他？研究者問得很不客氣：那是為了創造價值，還是出於恐懼和虛榮？

剛才讀到這裡時，我還覺得那是在寫別人，還替他們想，何必呢，錢也夠了，何必還要那麼累。直到這三通沒有人接的電話，才發現自己也站在同一份問卷前面。

我不是天天說要退休嗎？我不是天天在說，希望公司的事不要煩我，希望年輕人接手，希望自己有時間好好寫東西？

現在他們真的把事情辦好了，效率高到連我這個原本要盯進度的人都插不上手，我卻在這五分鐘裡，暴躁得像被搶了位子的孩子。原來我是希望公司不要什麼事都來煩我，卻又希望每一件重要的事都先想到我。最好他們把事情全部做好，但在做好之前，仍然要恭恭敬敬地問我一句：「您看應該怎麼辦？」

我忍不住笑了出來，是那種覺得自己好笑的笑。我知不知道我到底要什麼呢？

工地終於定案，開工日期排了下來。我該做的，是核對報價，是把手邊真正屬於我的部分做好。

只是我還是把手機音量調大了一點，放在手邊，離自己更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