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復

姚彥淇教授目前任教於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國文教學組。他的學術道路，與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早年開放且重視跨領域的學風有密切關係。大學時，他修習陳啟雲教授的中國通史課程，陳老師雖出身歷史學，講授內容卻特別重視思想史與觀念史，關心觀念如何在時代中形成，又如何與政治、社會與人的生命處境彼此作用。這種研究眼光，逐漸成為彥淇老師日後思考問題的重要起點。

進入研究所碩士班後，彥淇老師接受楊儒賓教授指導，替他的學術訓練奠定扎實基礎。在成功大學讀博士班時，他轉而研究兩漢天命觀念的變化，並以王充作為重要的思想節點，由江建俊教授指導。過去研究王充，常注意他強烈的批判性，卻也發現其著作中存在看似迎合現實權力的文字。彥淇老師從這些具體情境中發現，當人對天命與真理的信念遭遇挫折，現實權力便可能成為新的依憑。

這也說明彥淇老師為何在思想史逐漸不受學界重視的年代，依然願意投入其中。他所理解的思想史，不只是哲學概念的整理，而更接近「intellectual history」，也就是知識、觀念與時代互動的歷史。每一個重要觀念被提出後，一旦進入現實世界，就會與既有制度、社會條件及人的選擇發生碰撞，產生原先未必預料得到的結果。研究思想史，正是在追索這些觀念如何誕生、流變與改造世界，也理解世界如何反過來改變人的思想。

進入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後，彥淇老師把相當多精神放在大一國文教學。北護大的國文課雖仍保留傳統名稱，課程內容卻早已不再拘泥於統一教材，教師可依自身專長設計主題，學生依興趣選擇不同課程，再由選課機制適度調節班級人數。這種做法既保留國文作為基礎教育的地位，又讓學生有較大的選擇空間。彥淇老師也曾邀集不同教師，把多年累積的教學經驗、教材與創意教案整理成書，形成可以持續傳播的教學資源。

他與友人合作撰寫的中國思想史通識讀物，同樣出自這種想法。他們嘗試以較親近的文字，分人物、分主題介紹中國思想發展，然而，真正完成這部書後，彥淇老師反而開始重新追問：當人工智能可在短時間內整理一位思想家的生平、概念與學說，甚至提供比一般讀者更完整的摘要，為什麼還需要閱讀思想史？他的答案是：思想史最重要的價值，不只在提供知識，而在讓人看見前人如何突破既有觀念。

彥淇老師曾借用《棋靈王》裡的一句話來形容這件事：下棋是把遙遠的過去與遙遠的未來連接起來。思想史何嘗不是如此？我們理解前人走過的道路，不是為了停留在過去，而是希望從他們突破困境的過程中獲得力量，繼續走向未來。過去一位學者只要熟悉資料，能夠清楚整理知識，就可能具有專業優勢；今天這些工作愈來愈容易由人工智能完成。真正難以取代的，是一個人能不能形成自己的問題意識與一家之言。

從思想史研究到國文教育，姚彥淇教授所關心的其實始終是同一件事：人在快速變動的世界中，如何形成真正屬於自己的理解與判斷。人工智能可替人尋找資料、整理答案，卻不能替人決定究竟該問什麼問題，更不能替一個人經歷閱讀、思考與生命經驗所形成的眼光。未來教育真正需要守住的，或許正是這種能力：一面理解過去，一面面向未來，在大量知識與強大工具間，仍然保有人的主體性，發揮創造動能與心靈深度。

（本文作者為國立宜蘭大學博雅學部教授並合聘佛光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