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復

我閱讀《明史‧神宗二》，心情和〈神宗一〉完全不同。〈神宗一〉還能看到朱翊鈞在兒時的聰慧，以及張居正變法帶來的新氣象；但到了〈神宗二〉，史書卻開始反覆出現兩個字：「不報」。

乍看「不報」，似乎只是皇帝沒有回覆奏章。然而這兩個字不斷列出，就愈能感受到這背後象徵的政治能量。這不是朱翊鈞不知道奏章的存在，因為他有時還是會回覆奏章，而是不作任何決策或裁示。

皇帝既不批准，更不反對；既不召見，更不責罰，只是任由一封又一封奏疏停留在宮中。萬曆朝後期的政治，並沒有激烈的君臣衝突，而是在一片沉默中，慢慢失去運轉的機能。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國本的爭論。

萬曆皇帝寵愛鄭貴妃，希望立其子朱常洵為皇太子；然而依照祖宗家法與儒家禮制，朝臣一致主張應立皇長子朱常洛。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朱常洛已八歲，依祖制與慣例，朝臣開始密集要求「早建東宮」。

國本的爭論開始浮上檯面，從內閣到六部，從給事中到御史，絕大多數文官都站在同一立場，不斷上疏勸諫。然而，朱翊鈞沒有像他父親那樣大發雷霆，更沒有公開與群臣辯論。他只是保持沉默。

此後，《明史》不斷出現這兩個字：「不報」。

在人事任免上，請求補授官員，不報；請求召用賢臣，不報；請求減免刑罰，不報；請求經筵朝講，不報。皇帝並不是完全不處理政事，《明神宗實錄》中依然可見其閱覽奏章，批示軍國大事；只是但凡與自己不願讓步的事情有關，他最常採取的辦法，不是駁回，也不是「事緩則圓」，而是擱置。

《明史》接著出現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詞語：「拜疏自去」。

官員首度辭職，不准；二度辭職，不報；三度辭職，沒有消息。最後，官員只能留下辭呈，自行離京返鄉。這並不是臣子失禮，而是皇帝長期沉默所造成的無奈與抗議。

照理說，官員去留應由皇帝決定；然而當皇帝始終不作決定，臣子只能替自己作決定。而當朱翊鈞對此現象依然置若罔聞，沒有做出任何處置，甚至導致「拜疏自去」的官員反而覺得離開是種解脫，甚至是一種榮譽。

於是，舊官離開，新官未補；部院缺員，政務停滯。整個行政體系，由在任的官員不斷兼職勉強運轉，實際上卻逐漸失去動能。這樣的統治方式，在中國歷朝皇帝中可謂空前。

秦始皇喜歡下令，唐太宗樂於討論，宋仁宗善於納諫，明世宗動輒震怒；唯有萬曆帝，把沉默變成統治。他知道，只要自己始終不開口，朝臣就無法推動那些他反對的事情；於是，不批准，就變成一種很特殊的決策方式。

南平先生曰：朱翊鈞童年長期受到張居正與李太后的約束，成年後極度厭惡被群臣施壓，於是選擇沉默。沉默乍看無力，其實比爭論更難破解；爭論尚有是非對錯，沉默卻讓全部事情停擺。朝臣不知道皇帝真正的想法，地方不知道朝廷真正的政策，官員不知道自己的去留，百姓更不知道國家的方向。

大明後期真正的衰敗，來自君臣失去原有的溝通管道，就在長年的沉默中，逐漸讓體制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