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在全球氣候變遷的關鍵討論中，中國大陸扮演相當特殊的角色；作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大陸同時又是潔淨能源技術的領頭羊。隨著2024年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9次締約方會議（COP29）在亞塞拜然的巴庫召開，大陸的氣候行動成為各方關注焦點。

根據《經濟學人》報導，2018至2023年間，全球潔淨能源技術供應鏈的總投資達3780億美元，大陸占了其中的9成。大陸已成為鋰電池與太陽能面板的全球主要生產國，分別滿足全球100%與80%的需求。這種規模經濟效應促使潔淨能源技術的成本迅速下降，讓其他國家能夠更便捷地採用再生能源技術。此外，大陸的國內市場對可再生能源的需求也在不斷擴大。2023年，大陸新增300吉瓦（GW）的風能和太陽能發電容量，占全球新增容量的3分之2。同年，大陸啟用了世界最大的太陽能發電站，其面積相當於兩個曼哈頓島。

大陸政府透過補貼政策（如上網電價補貼）、綠色債券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土地稅收優惠，為潔淨能源產業提供有力支持。根據華盛頓智庫CSIS的數據，2009至2023年間，大陸的電動汽車產業獲得2310億美元的補貼。這種政策導向，使得大陸在潔淨能源領域快速擴張，但同時也帶來地方債務和產能過剩的挑戰。

大陸的潔淨能源產品以低價傾銷國際市場，引發歐美國家不滿。美國與歐盟對大陸的電動汽車徵收高額關稅，指責其補貼政策構成不公平競爭。同時，大陸的地方政府重複投資導致資源浪費，致使潔淨能源行業目前面臨整合壓力。

另外，儘管大陸在潔淨能源領域投入鉅資，但大陸在氣候融資方面的國際貢獻卻相對有限。根據大陸在COP29期間公布的數據，自2016年以來，大陸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約245億美元的氣候資金，每年平均僅31億美元，低於歐美主要國家及日本。此外，大陸這些資金的透明度不足，國際社會難以確切評估其效益。

川普重新當選美國總統，並宣稱將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為大陸創造了全球氣候行動領導地位的機會。正如大陸氣候政策專家林孝蓓（Belinda Schäpe）指出，大陸只需繼續履行《巴黎氣候協定》承諾，就能樹立「負責任的全球大國」形象。然而，大陸內部政策的遲疑，使其在進一步氣候承諾方面的表現欠佳。例如，大陸仍未明確承諾在2030年前達到碳排放峰值，雖然國際能源總署（IEA）預測其可能在2025年就能提前實現。

COP29期間，大陸首次量化其氣候融資貢獻，並對低碳技術貿易壁壘進行積極討論。面對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大陸採取了務實態度，準備要求企業符合相關規範。同時，大陸也尋求與歐洲建立更深層次的氣候合作。

對於台灣這樣的中小型經濟體，大陸在潔淨能源上的領先地位既帶來競爭壓力，也提供合作契機。儘管台灣無法比肩大陸的資金與規模，但可透過一些策略提升自身競爭力。例如，台灣應結合自身在半導體與精密製造方面的優勢，發展符合本地需求的潔淨能源技術，建立獨特的技術優勢，同時以公開透明的政策推動再生能源發展，吸引國際合作夥伴，避免被大陸壟斷的供應鏈壓制。此外，台灣需積極參與全球綠色供應鏈與政策制定，與歐盟、美國及其他亞太國家，建立更緊密的合作聯盟，形成區域內共同應對氣候變遷的框架。透過強化技術創新、推動透明治理與尋求國際合作，台灣可在保持經濟獨立性的同時，積極參與國際潔淨能源市場，確保在這場綠色革命中的地位。

必須強調的是，兩岸在氣候行動上並非零和競爭。兩岸若能展開既友善合作又良性競爭的關係，不僅能共享技術與市場機會，更能為全球氣候行動提供實質助力。畢竟，實現兩岸和平本身就是一種具有積極意義的氣候行動，而且區域的和平穩定有助於跨境合作，提升亞洲在全球潔淨能源革命中的領導地位。未來，大陸能否以透明與負責任的方式推動氣候政策，台灣能否以創新與合作為導向參與國際以及兩岸的共同氣候行動，將共同決定東亞地區在氣候領域的貢獻與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