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滿腹憂國之志，攻讀的是政治、經濟之學，為追隨羅素而得以吸收英國學術自由的風氣，築起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而在詩歌、散文方面大放異彩。他的一生毀譽參半，驚世駭俗地挑戰當時的舊社會，其勇於追求及忠於性靈的率真，卻讓世人津津樂道，難以忘懷。

當今之世，說某人是個天才人物，未見得全是誇讚，然而，對於徐志摩，卻只能這麼說，否則你解釋不了，一個原來沒有想到寫詩的人，會在短短十年間，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最著名的詩人；更無法解釋，好些名人因多角婚戀而身敗名裂，至少也是聲名受損，獨有徐志摩卻是，每經過一次婚戀，便增加人生的一重光彩。張幼儀，林徽因，陸小曼，一個女人顯示著他一個優異的側面。縱然是他遺棄了的女人，到老也還是深深地愛著他。他的第一任夫人張幼儀，晚年就說過：「在他一生當中遇到的幾個女人裡，說不定我最愛他。」

想做一個中國的漢密爾頓

一個著名的詩人，一個優秀的男人，這樣理解徐志摩，還遠遠不夠深入研究，你會發現，他的形象，比我們原來的瞭解，偉岸得多，也光輝得多。幾乎可以說，畢其一生，他的志向和努力，都在改良中國的社會，儘快地走向民主，提高國民的素質，儘快地自尊自強。這一心志，在他最後一本詩集「猛虎集」的序裡，說得很透徹：『我父親送我出洋留學是要我將來進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個中國的漢密爾頓（Hamilton）。』（漢密爾頓，就是美國華盛頓時代的政治家，對美國的建國方略起過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這樣一個天才人物，卻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他的父親，一位精明的中國商人精心打造成的。(圖說:徐志摩墨跡  圖/本報資料照片 )

徐申如，他的父親，清末民初時期，浙江海甯縣硤石鎮的首富，也是該鎮商會的會長。徐先生一生最大的貢獻，該是聯合本縣鄉紳，將擬定要經過桐鄉縣的滬杭鐵路，拐了一個不小的彎兒，經過他的家鄉硤石鎮，為家鄉人民謀了多少輩子的福祉（海寧縣城後來遷到硤石鎮），同時也讓他自己由一鎮的首富成為一縣的首富。有人去浙江旅行，留心一下該會發現，這個彎兒，現在還在那兒硬硬地拐著。

改善投資環境，才能產生最大的經濟效益，精明的徐申如，將這一經商方略用於獨生兒子的培養，不期然又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拜名師讀名校

上最好的學校，不用說了。正常的念書之外，還給他聘請最好的老師。這話說起來容易，做到就不那麼容易了。且看徐先生為兒子聘請的是什麼樣的課外老師。小學畢業，為了讓兒子的毛筆字有所長進，父親領著兒子到上海，投師於名聲最響的書法家鄭孝胥名下，其時鄭孝胥還沒有去東北當他的偽滿州國總理。此事在「鄭孝胥日記」中有記載。上大學讀了北京大學，仍不滿足，為了兒子將來能躋身上流社會，又以一千大洋的贄禮，讓兒子拜在梁啟超門下，成為聲名顯赫的梁任公的入室弟子。

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進的都是第一流的大學。北京大學上預科而不上本科，是因為預科乃清末編譯館的底子，更注重外語的運用。包括學法律而不學什麼國學，都是為了儘快地放洋。果然預科畢業一年後，便赴美留學。初到美國，入克拉克大學歷史學系，繼而入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獲碩士學位。旋即赴英，在倫敦大學混了半年。進入劍橋大學王家學院，研習政治經濟學。課餘時間，還參加英國工黨的選舉活動。

在英國兩年讀一流大學，結交的也都是一流人物。羅素，哈代，曼斯費爾德，狄更生。正是這位狄更生，將他介紹進劍橋大學王家學院的。且看他送給狄更生的禮品是一套雕版印製的「唐詩別裁集」，扉頁上寫著：「書雖凋蠹，實我家藏，客居無以為贐，幸先生莞爾納此，榮寵深矣。」

快馬加鞭往前行，銷魂今日進燕京

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加上天生的聰明伶俐，也就難怪，不長的時間，這個中國年輕的留學生，便成為劍橋大學的名人。連王家學院的門房先生，多年後，都還記得那個和氣而又闊綽的徐志摩。再後來，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位去英國留學的大陸學者，寫過一篇文章，說一個世紀以來，成年後去歐美留學的中國人，很難融入歐美社會。當他對徐志摩的情況做過一番研究後，不得不修訂自己的看法，說，就他所知，徐志摩是唯一的例外。

按徐志摩的心性，依徐申如的期望，徐志摩本來還可以在英國和歐陸混下去的，弄個博士不是難事。然而，當林徽因的倩影在眼前一晃，又倏忽而逝的時候，這位富裕的浪蕩子，在多霧的英倫再也待不下去了。於是便收拾行裝，匆匆回國。他的這一輕率行動，後來曾被他的一位學哲學的朋友嘲笑，此人叫金嶽霖，晚年人都糊塗了，還記得徐志摩離開倫敦時唱了兩句唱詞，前面一句他忘了，後面一句是：「銷魂今日進燕京！」實際上前一句唱詞是很好配的，「快馬加鞭往前行，銷魂今日進燕京」，如何？

林徽因不過是個誘餌，實則國內，有偉大的事業在等著這個不世出的天才。

出國前已拜在梁啟超門下，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到上海，雙腳一離開輪船的甲板，就踏入了中國的上流社會。到了北京，就住在梁啟超當館長的松坡圖書館裡。松坡者，再造共和之名將蔡鍔也。

歷史老人，像是預先安排好了似的，五四運動剛剛過去，此後幾年間，正是中國新文化運動將要蓬勃發展的一個時期。

這樣一個非常時期，也就需要一個非常人物來呼風喚雨，叱吒風雲。

徐申如的長期投資，又來了一個豐厚的回報。如果說滬杭鐵路拐的那個彎兒，只是造福桑梓，對鄰縣卻有損害的話，那麼這一次的回報，造福的乃是中化民族世世代代的子孫。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註定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風雲驟變的時期。一件一件的史實不必縷述，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的發展，怕是誰也不敢否認的事實。

新月社的誕生

社團與流派，歷來是推動文化運動的急先鋒，古今中外，概莫有外。為了推進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長足發展，在徐志摩回國前，已出現了兩個頗具聲勢的文學社團，一個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學研究會，一個是同年7月在東京成立，很快就移師上海的創造社。這兩個文學社團，可說都是五四運動精神催生的。成立之初，都起過相當的作用，文學研究會廣結人緣，創造社驍勇善戰，都有不可抹殺的功績。然而，它們畢竟有著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陷，文學研究會以國產作家學者為主，敦厚有餘而魄力不足，難當領導新文化運動的大任。創造社清一色的留日學生，人人英雄，個個好漢，只是氣量狹窄，格局太小，難孚眾望。真正賡續五四精神，影響廣披，建樹卓著的，還要數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這個新月社。(圖說:徐志摩出任新月主編   圖/本報資料照片)

而新月社的成立，起初只能說等同兒戲。1924年4月泰戈爾來華訪問，先到上海，再到北京。知道泰戈爾到了北京，定然要來松坡圖書館訪談，其時居住在館內的徐志摩，為了討老詩人喜歡，便在他住所的門外，掛了一個小小的木牌，用毛筆寫了三個不會很大的墨字：「新月社」。想來該是個正午，人們都休息的時分，27歲的年輕人，悄悄地掛上這個小木牌，定然還羞怯地四下看看。

然而，就是這一掛，一個以留學英美為知識背景的自由知識份子的文化團體，就在古老的中華大地上誕生了。

真正顯示它的社團的威力，還要等到1927年，其成員聚集上海，成立新月書店，創辦「新月」月刊之後。初成立的三四年間，其主要功能是聯絡同道，積蓄力量。這期間，最具風采，最見業績的，是徐志摩個人的南征北戰，東拼西殺。算學事件，圈點事件，觀劇事件，音樂事件，一個接一個的論戰，不管贏了還是輸了，得到的都是名聲。

確也是把好手，且有梁啟超的情面，徐志摩很快便執掌了「晨報副刊」的編輯大權。幾個回合下來，便將這個「研究系」的報紙副刊，辦成了一個新文化運動的堅固陣地。在有限的版面上，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論爭，最有名的該是「仇友赤白」、「閒話事件」兩次大論戰。在對世界趨勢與中國國情的認識上，連胡適都遜他一籌。

執新文化運動牛耳

1927年7月，胡適離開北京，取道莫斯科參加中英庚款諮詢委員會會議，途中給一位朋友寫了幾封信，談他對莫斯科的印象，對蘇聯教育的成就大加讚揚。這位朋友將胡適的信轉給徐志摩，徐將兩人的信件全部發表，加了長長的按語，對胡適的看法提出質疑與批駁。在徐志摩看來，胡適太天真太糊塗了，「這是可驚的美國式的樂觀態度珥珥這不是等於說由俄國式的共產主義過渡到英國的工黨，或是由列寧過渡到麥克唐諾爾德嗎？」胡適所以會犯這樣低級的判斷錯誤，徐志摩的分析是，一是他過分注重實幹精神，而不分是什麼樣的實幹，再就是他這幾年沒有出過國，「自從留學歸來已做了將近十年的中國人」。

和胡適相比，徐志摩畢竟是哥倫比亞政治學的碩士，且前一年趁赴歐之便，剛去蘇聯做過考察。而胡適，不光多年沒有出過國，也沒有經過政治學方面的專業訓練。

1927年春天，隨著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中國的新文化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一時段，功績卓著的文學團體，非上海的「新月派」莫屬。當年在北京的新月社人馬，幾乎齊集上海，相繼辦起新月書店和「新月」月刊。尤其是「新月」月刊，其貢獻不限於文學作品的發表，還引發了一系社會問題的討論，比如以胡適為主，發起的關於「人權與約法」的論爭。文學與政治的契合，終於形成了中國文化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新月派」。

新月升起又落下

這一時期的新月派，與前些年徐志摩在北京成立的新月社的關係，梁實秋有不同的看法。梁先生認為，上海時期的新月派，與北京時期的新月社沒有任何關係。想來這是因為，梁實秋回國遲，基本上沒有參與北京時期的活動，而在上海時期，他卻是新月派的中堅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編。不承認前後「新月」的關聯，並不等於否認徐志摩的功績。

這個刻薄的批評家，晚年回憶起年輕時的朋友，不無深情地說，「新月書店的成立，當然是志摩奔走最力」。又說，「胡（適）先生當然是新月的領袖，事實上志摩是新月靈魂」。

領袖要的是德高望重，應者雲從，而靈魂即是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這一輪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運轉自如，沒了他，這輪新月只會落下，不復升起。事實上也確是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飛機失事遇難後，標誌著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雖經葉公超等人艱難支撐，終是氣數已盡，不久便壽終正寢。僅此一點，也足以證明徐志摩與新月派的關係。可以說，有了徐志摩，才有了新月派。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甯馨兒

尤可駭怪的是，誰都說徐志摩是位傑出的詩人，梁實秋，不獨梁實秋，還有葉公超、溫源甯、楊振聲，幾乎他同時期的所有朋友，卻都說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超過了詩歌。不要忘了，現代文學諸名家中，梁實秋留美多年，專門研修文學批評。在這方面，他有足夠的自負。「只要一讀志摩的文章，就不知不覺的非站在他的朋友的地位上不可。」這是多高的評價！

一個年輕人，回國不到十年的時間，接連幾起婚戀風波，已經鬧得沸沸揚揚，卻還能鬧中取靜，靜中發力，躍馬揮槍，幾個回合下來，把自己打造成一個頂級的詩人，又是幾個回合，便組建起一個功績卓著的文學社團，開書店，辦刊物，形成一個影響深遠的文學流派。這樣的人，不是上蒼著意愛憐的天才，又是什麼？

天才云云，不過是一種極而言之的說法。公允地說，徐志摩是二十世紀之初，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優秀文化，交合鼓蕩下產生的一個甯馨兒。最終受惠的，還是他苦難的家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