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鈞凱

沒有想過家裡沒有阿嬤的一天，也沒有想過阿嬤會老。我出生的時候，阿嬤才剛滿五十歲，比爸爸媽媽現在還要年輕，一頭茂密的黑髮、洪亮的嗓門，我以為伊一直都是五十歲。

從診斷出胰臟癌末期的痛苦難捱，到伊在所有家人陪伴下咽下最後一口氣，不過才一個月多一點點。對伊或對我們來說，都被迫著在這麼短促的時間裡自學生死。

在安寧病房陪伊時，仔細端詳著伊消瘦甚至些許變形的面容，突然覺得伊跟阿祖的輪廓好神似。小時候一到周末，總要陪著伊到林口，後來搬到板橋的安養院探望阿祖，路途上必停在一家自助餐店，選購一隻滷雞腿帶過去給阿祖享用。伊和阿祖父女之間的牽絆，彷彿壓縮了輩分，複製貼上到伊和我們幾個孫子的身上。我們既是祖孫，更像是母子、母女。

伊，是我們的阿嬤。我們倒也不是隔代教養，只是祖父早逝，父母又忙著工作，阿嬤只能把自己武裝起來，充當起整個家裡的大樹。我是家裡的第一個孫子，從西螺小鎮搬上台北後，我都和阿嬤一起睡，直到弟弟妹妹相繼出生，阿嬤的「枕邊人」就由他們接棒下去。

但老實說，小時候我有點怕伊，伊最常跟我說的一句話是──伊絕對不做那種寵溺孫子的阿嬤。

所以，家裡電視櫃抽屜打開，永遠能看到一捆似乎用之不盡的氣球塑膠軟棍。伊說這種軟棍打了會痛，卻又不會造成傷口。我和弟弟經常被伊打到躲進神桌底下，然後再被拖出來關進沒有開燈的廁所裡。

那個時候台灣還沒有「家暴」的說法，但電視新聞已經時常報導「兒虐」的新聞，學校裡發下一張防止兒虐的文宣墊板，我將之小心翼翼地收藏在書櫃裡，想著總有一天會撥下那支專線電話。

當然，想僅止於想。這是伊自我要求之下獨有的教育模式。

伊不只教會我講閩南語、坐公車，也教會我不害怕坐在牙醫的診療椅上；伊還是我的書法老師，硬筆和毛筆皆是。

小學時期每天都有生字簿作業，伊會坐在我旁邊盯著一筆一畫，只要有一畫寫得不好，伊便二話不說拿起橡皮擦把整個字擦掉，要求重寫；同時，伊還會用小刀把每枝鉛筆削尖，直到有一次伊去日本玩帶回來一台手搖削鉛筆機，但這個工作還是由伊來執行。

就這樣在無數個被淚水浸溼生字簿的放學時光之後，一位高中老師跟我說，我的硬筆字是──一生的資產。

客廳的抽屜裡還有數本手抄電話簿，一年復始之際，伊總會把電話一筆一筆謄進新年度的記事本；加入新的電話時，還會用伊的方式備註：「ㄚ仔」，原來是賣鴨肉的小販。看著像刻出來的字跡，總想起伊帶著我練字的情景，對於筆畫的堅持，就像是伊做人處事的堅持，「字如其人」這句話還是有道理的。如果辦一場阿嬤寫字大賽，我想初中學歷的伊，少說也有坐二望一的氣勢。

伊常常說，「要用頭殼」，意思是說不懂的事情要多思考、多想想，這大概也是伊的人生與教養哲學。譬如在很多老師跟家長眼裡，「抄解答」這件事情可能是無法被允許的偷吃步。但當我寫功課遇到不會的題目時，伊會要我翻到書後的解答看答案，伊說知道答案之後回過頭再想一想，不會的自然也就會了。

伊的這個步數，在小學時代大概還行得通，我的成績表現或許更讓伊覺得這個方法很好。印象中，扣除爸爸買的那些全彩銅版紙印刷的自然百科之外，我第一本自選自購的書，是伊對我成績滿意，帶我坐公車到永和中正路逛金石堂書店，懵懵懂懂卻又喜孜孜地挑選的一本查時傑教授在「大中國圖書公司」出版的《中國近代史》。

伊雄心不做寵孫的阿嬤，但嚴格來說，應該是愛而不溺。

還沒有周休二日之前，星期六中午放學回到家，總是一邊吃著伊用統一營養麵條做的什錦麵，一邊看著《天天開心》和《中國民間故事》節目。當時伊常常要我跑腿去買麵條、雞蛋和豆芽菜這些簡單的材料，雖然多少有點心不甘情不願，但現在想想，伊也是我的美食教母。我對美食評判的標準，參照組就是伊的手藝，包括為我特製不加栗子但花生加量的肉粽，以及動用蒸籠的蘿蔔糕、甜糕，還有那一碗午後時分的營養麵。阿嬤的味道，就是美食的味道。

伊每次出國都是我大解脫而成績下滑的時候，卻也是大豐收的時候。我和弟弟一些比較精緻的玩具，都是伊從國外大包小包扛回來的，有日本的軌道火車，也有羅馬帶回來的金色機械時鐘，我們想著，原來這就是「坐飛機」啊。

後來家裡經濟出了問題，看到了伊著急自嘆的眼淚，卻又得帶著我們一起做家庭代工的堅強身影。直到大概是我上大學之後，伊的情緒狀況讓家裡人都感到不對勁，原來是患了躁鬱症。儘管伊發作的時候，家裡人無一「倖免」，但大家都能理解這是伊長年壓抑下來的結果，或許也是伊不願輕易講出「無能為力」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