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西元前二○六年冬季，沛公劉邦率軍抵達霸上。秦王子嬰乘素車、駕白馬，頸上繫著繩子以示自己該服罪自殺，手捧封好的皇帝玉璽和符節，伏在軹道亭（「軹道」為亭名，位於今陝西省西安市東）旁向劉邦投降。眾將領中，有人主張殺掉秦王。劉邦說：「懷王之所以派我前來，就是認定我能寬容人。何況對方已經降服，還要殺他，如此做是不吉利的。」於是便將秦王子嬰交給主管官員處置。這是司馬光《資治通鑒‧秦紀‧秦紀三》記載發生在秦朝末年的一件事。

秦王子嬰是秦帝國最後一位皇帝秦二世胡亥的堂侄，公子扶蘇的兒子，他是在丞相趙高殺死胡亥，又殺掉趙高之後登基的。但是，這位皇帝似乎未得到正統史家的認可，因為正史上秦朝到胡亥就結束了，這或許與子嬰在位僅四十六天等因素有關。

遙想當年，子嬰曾握有一定的權力，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進程。正是他在劉邦進關之後主動請降，進而讓秦朝軍隊失去鬥志，也讓短命的秦王朝正式畫上句號。

有趣的是，歷史記錄到這裡，司馬光插入了漢代名政論家賈誼在〈過秦論〉的一段話：「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指陳涉揭竿而起）而七廟墮（指秦亡國），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這段文字裡，賈誼強調秦王朝之所以「其亡也忽焉」，是因為「仁義不施」，但劉邦在處置子嬰的問題上，看似仁慈寬厚，但是從動機來說，卻與「仁義」不相干──他是以殺掉子嬰不吉利，從「天意」的角度作出這樣的決策。

其實，劉邦在奪得天下之前，對儒家與儒家學說沒什麼好感，然而在他做了皇帝之後，劉邦對儒家的看法有所改變，尤其他很滿意於大儒董仲舒為朝堂制定的一整套禮儀，自此儒生與儒家學說的命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當然，強調「溫良恭儉讓」的儒家學說在爭奪江山的過程中，並無用武之地，而在奪得江山之後，天下需要太平，人心需要安定，社會需要和諧，儒家學說正是符合這樣的社會需求。而同樣在西元二○六年子嬰向劉邦軍隊投降的這一年，項羽在新安坑殺了投降的二十萬秦兵；相對於此，劉邦的內心要柔軟、悲憫很多。

從劉邦與項羽對待降將的不同處理方式，可以看出他們的不同性格，這也決定了未來不同的命運。而這些時代風雲人物的命運，又影響著千千萬萬黎民百姓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