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年輕的陳之藩以理工之眼、詩意之心，寫出意境高雅的散文集「劍河倒影」、「旅美小簡」，他早享文名。

陳之藩的《劍河倒影》和其他散文集記錄了他自己歷年思潮的起伏，是一個不斷摸索的靈魂在歷史湍流中翻騰所濺起的浪花。陳之藩在作品中所研究、所思量的，無論涉及宏觀的宇宙世界，還是微觀的人間瑣事，都再清楚不過地顯示了一個自然科學家的人文修養，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識見。

為了科學研究，陳之藩經常奔走於美國和港台；他談魯迅，談梁實秋，談葉公超，談錢鍾書，談都蘭的《哲學的故事》，興致勃勃，不厭其詳，他更為關心顯然的是：在科學如此發達，已經進入信息時代的今天，人文精神如何保持以及發揚。他對所謂進步與保守有自己的獨到看法，對優秀傳統文化不時再三致意。

「珥珥每一個人，無例外的，在鈴聲中飄來，又在畫廊中飄去珥珥永遠不朽的，只有風聲、水聲與無涯的寂寞而已珥珥」

十六歲從南部離家北上讀書的一個北一女中的學生，當年在書店翻閱《在春風裡》的一篇〈寂寞的畫廊〉，看到書中這段話時，有感於父親臥病、母親開刀、自己離鄉背井的苦痛，年紀雖輕，卻湧上深刻寂寞之悲涼，流下感傷的淚，而與此書相應。

甚至日後赴美留學，行囊帶的也是《在春風裡》、《旅美小簡》。因緣輾轉，那個青澀的中學女生童元方已在哈佛讀博士，而書的作者陳之藩正在波士頓大學教書。這一老一少、一理一文的兩個人在哈佛相遇，從書中走出，在查理斯河畔散步，譜出科學與文學的戀曲，相識二十年後，終於攜手走上紅毯，在人生路上相扶持。

「並不是我偏愛他，沒有人不愛春風的，沒有人在春風中不陶醉的。因為有春風，才有綠楊的搖曳；有春風，才有燕子的迴翔。有春風，大地才有詩；有春風，人生才有夢。」

這一段話，雖是陳之藩描寫自己對胡適的喜愛，也被童元方用在她對陳之藩的愛。心靈相契，無礙年齡的差距；不同領域，正好互補，兩個人總是有講不完的話題。

「二十多年前，我由香港到波士頓，在大學裡教書。我常去哈佛的燕京圖書館，在那些中文書堆裡尋尋覓覓，不久在那裡認識了元方。我邀她到查理河邊散步。最痛快的是一邊散步，一邊說詩。珥珥常常這樣散步，但不覺得是散步；倒是像在作夢，而在夢中說詩。珥珥回到香港的中文大學，元方已在中文大學教書好幾年了，她的辦公室在

山上的新亞書院，我的辦公室在山下的工程大樓。幾乎每天都可以彼此訪談，但要上山下山的散步。我們的話題卻不限於唐詩、清詩或中國的詩了，也不限於愛因斯坦與海森伯那老一輩了。」這是陳之藩教授在《散步》一書中的序，為兩人的「散步」做了最好的詮釋。

我於二○○四年七月，在哈佛燕京學社做研究時，因在圖書館飽讀這兩位作者的書，又得知他們回波士頓度暑，巧遇童教授，一見如故、暢談一下午，各奔東西後，時隔三年，為了要作採訪，才約香港再聚。

陳教授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問：「你說你們報紙是第四大報，是真的嗎？」我被其嚴肅一問好似博士的口考，當即不卑不亢表示：「以發行量來說，我們是第四大報，但以知識份子的認同，本報是首選。」陳教授聽完我的回答笑了（不知他是對我的答案滿意還是笑我的認真？）這一笑，打開了我們與星雲大師愉快的共進午餐，及對共同理念的相擊相和。

陳教授伉儷目前都在香港中大任教，其實，早在八○年代末，陳之藩就已在香港中文大學任電子系主任。當時他要創立博士學位，邢慕寰是研究院的院長，他認為既名為中文大學，應該是中文系先有博士學位，電子系可慢些，好像才名正言順。陳之藩說：「我們電子這一行的時間常數大概最慢是一秒鐘，而中文系的時間常數動輒五千年，我們不在同一個時間常數的範圍裡。」邢院長說：「從美國來的教授，總是愛開玩笑，我們說完了正事，再說玩笑話好嗎？」經過十多次的爭辯與討論，電子系在三年後產生了中文大學的首位博士。

與胡適忘年交

雖然和童元方一樣，我們都是從小看陳之藩的文章長大的，但我對他和胡適因通信成為「忘年交」的緣起頗感興趣，是怎麼開始的呢？我們的訪談，童元方總適時在一旁給予註解。

那是1947年，陳之藩還是天津北洋大學電機系的學生，一日，他在廣播裡聽到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演講「眼前文化的動向」，覺得有些不同看法，就給胡適寫了一封信，沒想到胡適也很快就給他回信，兩人的通信就此展開。陳之藩喜歡給胡適寫信，總覺有談不完的話。胡適也喜歡與人聊天，後來從1955年到1960年，正好是陳之藩在美國留學而胡適駐紐約的那幾年，兩人通信外還經常往返暢談。董橋也說：「陳之藩是大學問家，滿腹經綸，平時惜墨如金，聊天寫信卻往往暢所欲言，教人如沐春風。」

這一點，不久我也親身感受到了。香港別後一個月，我收到陳教授的親筆信，三張稿紙，暢述他看過大師贈書的感想和建言，還送了我一本《Einstein And Buddha》。我不禁想起他給胡適信中曾寫的：「珥珥本來不想再寫信打擾您，可是很快地看完您的這本書後，不由地許多感想與感激的話要說。何況這些篇文字在您寫他們時，我那時正經著思想煎熬與轉變珥珥書引起我的回憶，回憶裡塗滿了感傷。珥珥我卻在那個懸崖上返轉回來，一年多，把我的心地澄清，傷痕補上，鼓起無限的歡欣與不撓的勇氣，對著這淡漠的天空苦笑，冷眼看歷史的倒流。珥珥我不肯隨波逐流，更不屑順風而呼。記得羅蘭的名劇裡有一句話『為什麼要給我們生命？』堅定的回答是『為要征服它！』這個征服我的力量是先生的聲音的賜予，是先生清明的心地與堅忍的笑容。」

現在的人，有了電腦「伊媚兒」，誰還想提筆寫信？有了手機，更樂在傳送「簡訊」的快感，哪裡還懂得享受文字之美？而八十餘歲的長者，筆下的前衛思想還很年輕，文字的清麗遒勁一如他散文理性與感性兼具的脫俗。誠然，他學的是電機工程，卻以散文聞名。如其所言：寫散文最重要的是「意境」。我真正感受到他「科學思辯的言談」與文字所流露的「文學意境」。

看陳之藩當年給胡適的信，洋洋灑灑，寫年輕人的苦悶、寫家國之愛、寫世界局勢、寫對未來的嚮往與勇猛珥珥，很難想像那是出自一個大學生的手筆。反思現今所謂的「大學生」，真是天壤之別啊！

陳之藩畢業本想留在北京發展，學校卻讓他去台灣。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我們院長責備我『不負責任，不明道義，訓練了四年當用時卻走了。』我沒有想到一個學生卻值得這樣嚴重，我對我們院長說，我馬上就去，是不是可以把這個罪過釋下呢？」反觀現在很多人（

包括我們佛教學院的學生受常住的栽培，就像軍校或師範學校畢業生，須回饋母校、服務鄉梓一樣的道 理。）不知飲水思源、感恩圖報，也是世風日下、人心丕變，已不可同日而語！


喜教書  愛說笑


藩也做過不同的工作，但最後卻選擇教書為終身職。他說，因為教書每年所看到的都是新學生，聽眾總是年輕的，如果不照鏡子，絕對不知道自己逐漸老了。這倒不失為保持年輕的方法，所以寧願教書。

談到教書的趣味，陳之藩幽默的說起當年，在田納西州的一個「小」大學教書，一試之後，發現自己對教書有極大的興趣。由於在課堂中說笑，學生笑聲太大，左邊的教室complain（抱怨），右邊的教室也去告狀，最後校長來了，在門口聽，笑得一塌糊塗，說教書就應該這個樣子。後來轉到休士頓大學教書時，系主任站在門口聽，結果學生在裡面笑，他在外面笑，笑的聲音比學生還大，並說，教書就該這個樣子，像喜劇演員鮑勃霍伯。

陳之藩看起來有學者的威嚴，但相處後才知道他是個老頑童。他說，笑話與文化背景有很大的關聯，他們不快樂，我教起來也不帶勁！在香港教書非常安靜，像台灣他教過的台大、清華、成大，好像笑聲也不多，學生似乎不敢笑。他不解的是，中國的笑話非常多，能用自己的母語，在母親的懷抱裡講自己的笑話應該是最暢快的事，但中國人卻不懂笑！

陳之藩、童元方都喜歡散步，不管在台北、香港，或當初兩人在波士頓剛認識時。散步、聊天讓他們成為好友，結為夫妻，生活在一起，彼此在各自的領域專研、相輔相成。

他們也都愛讀書，從純粹的閱讀中得到快樂，這是現代生活中難得的能力了。陳之藩說他從十三歲開始向報社投稿，不斷練習，即使後來學科技，仍然持續寫作，就像他和童元方每天維持散步的習慣一樣，總是放慢腳步，邊走邊聊邊思考，從溝通分享中，彼此激勵。

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了文人的寂寞、科學家的修養、知識份子的宏觀、和共同生命的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