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秀堂

今年是中央研究院已故院士陳奇祿博士（一九二三─二○一四）的九十八歲冥誕，國立台灣博物館與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出版了《神手奇畫：陳奇祿院士民族學標本圖繪》一書。睹物思人，陳院士精心繪製的圖錄，是五○年代末期，他到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後，展開對台灣原住民族部落進行多次田野調查，所留下的文物歷史記憶和見證。

當我從主編北投文物館李莎莉館長手中接下此書，看到封面院士精心手繪的傑作，如多彩〈排灣族琉璃珠項鍊〉、〈排灣族陶壺〉、〈邵族婦女演奏弓琴示意圖〉時，耳邊頓時繚繞著邵族耆老及女祭司，表演邵族咚咚的杵音和唱出農作豐收的高亢歌聲。那是六年前（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由文化部在台博館舉行「向台灣文化建設的開拓者──陳奇祿院士致敬」追思會上的表演，表達陳院士對台灣原住民研究承先啟後的貢獻。當天，陳張若師母依陳院士生前託付，有捐贈五十三幅代表性作品的儀式。

陳奇祿院士，台南縣將軍鄉人。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當時才三歲的他，因父母親雙雙被台灣總督府選派到廣東汕頭日本僑校任教，陳院士和大她三歲的姊姊陳碧秋，隨雙親至汕頭（妹妹碧蓉即在汕頭出身），中小學讀市立汕頭學校，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隨父母移居香港；一九三八年，隻身赴廈門，入鼓浪嶼英華書院；一九四三年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一九四八年自上海聖約翰大學政治系畢業（副修經濟學），和嚴家淦（一九○五─一九九三）總統是前後屆校友，嚴總統的墓碑文，即是陳院士所書；同年，回台灣擔任台北市《公論報》第二版國際版主編，並兼任副刊「台灣風土」專欄主編；一九五一年，前往美國新墨西哥大學研究，一年半後返台；一九六三年，獲教育部學術獎，同年赴英國倫敦大學東方非洲學院研究；一九六六年，獲日本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一九七六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我初見陳奇祿博士，是一九七五年在信義路中西餐廳由林本源文化基金會舉辦的「台灣史研討會」上。他給我的印象，就是一位溫文儒雅、風度翩翩的學者。

那年我還在大學讀歷史系，很幸運能到台北市文獻委員會（簡稱文獻會）工讀，參與「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活動；翌年畢業，隨即留在文獻會承辦此業務。當時，陳奇祿院士研究中華民族在台灣的拓展，台北文獻委員會執行祕書王國璠先生特地邀請陳博士，在寒暑假舉辦的「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擔任講座，我因而有了在課堂上親炙陳博士的機會。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公務人員訓練中心主任打來的質問電話，他說：「陳院士接到你們通知，他現在人到公務人員訓練中心來上課了！」我嚇出一身冷汗，因為活動是下個月，我怎麼會那麼糊塗呢？後來弄清楚了，原來陳博士接到我們上課通知後，自己直接將上課日期記在記事本，不小心翻錯頁（月），才會發生提早上課之事。此事雖然讓辦公室的主管與我虛驚一場，但以當時陳博士擔負文建會主任委員的要職，工作非常忙碌，卻仍撥冗為史蹟會的莘莘學子做演講，實在令我感佩萬分。

民國七十五年七月，我在台北市文獻會的約聘編篡任職到期。彼時任台灣省文獻會的「古蹟仙」林衡道教授（一九一五─一九九七），對我期望有加，希望我的工作不要間斷，寫信給陳奇祿院士。同年九月，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奇祿院士在辦公室接見我，隔幾天我即到院士兼任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簡稱文復會）當他的機要祕書。

我一路從文復會追隨陳院士到公共電視籌備委員會（簡稱公視籌委會），直到陳主委於民國八十六年離開公視籌委會。後來，我也離開公共電視，到文化大學推廣教育中心，繼而和《老夫子》漫畫第二代作者王澤一起創業，已和陳主委沒有從屬關係；但還是經常協助陳主委處理一些事情，其他公務機關或朋友要與陳主委聯繫，也仍透過我來轉達。

陳院士手繪的民族學標本插圖，兼具藝術與學術價值，至今仍無出其右者；而說到書法，學養深厚、書畫兼修的陳院士，魏碑體書法蒼勁有力，很多人向他求字或透過我索求墨寶，陳院士都來者不拒，我私下和同事說，陳主委是「有應公」。今掛在「總統府」大門上方的三字匾額，即是陳院士的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