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台北訊】針對「注定比父母貧窮」的「下流世代」現象，台大國發所副教授辛炳隆指出，這是經濟發展從「高度勞力密集」轉向「資本密集」和「知識密集」的結果。政府必須從鼓勵企業平衡薪資結構、加強社福制度著手。他憂心，目前政府把大量為社福制度儲備的資金投入紓困，可能讓社福資源短缺，造成更多「下流世代」。

辛炳隆表示，現年五十五歲以上的民眾進入職場時，不僅是台灣經濟起飛的時候，經濟成長率和實質薪資增幅也同步。但隨後台灣經濟發展從「勞力密集」轉向「資本密集」和「知識密集」，以勞力平均分配薪資的環境不再，財富轉向資本家和高知識分子移動。大概從一九九○年代起，經濟成長率和實質薪資增幅脫勾，加上上一世代透過購買房地產創造新的財富，世代之間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大。

政府企圖透過公開上市櫃公司薪資，運用社會壓力讓企業平衡薪資結構、不要獨厚「肥貓」。辛炳隆指出，這招在歐美可能有效，但台灣缺乏消費者意識，民眾只管商品是否物美價廉，不會因為這家企業苛扣勞工便罷買抗議。他認為，讓勞方代表加入薪酬委員會，或對獨董人選有建議權，更有能力監控勞資所得分配的不均衡。

辛炳隆認為，要求企業加薪不容易，政府可做的是提供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解決低薪族的居住、育兒等問題，「至少讓『下流世代』活得下去」。但這次紓困用掉大筆社福基金，他擔心會影響日後對「下流世代」的基本生活支援。

教育讓上一代「脫貧」，卻加深這一代的階級與貧富差距。高教工會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指出，和上一代相較，這一代的接受教育的時間和支出大幅增加，許多人背負沉重學貸。然而在踏入職場，受勞資分配不均影響，在職場得到的回報無法跟上一代相比；教育費用愈來愈高，青年薪資卻不成正比。

他認為，政府可以透過財稅政策，鼓勵企業加稅。比方讓願意透過工會團體協約改善薪資的企業，可以減免稅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