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詩

黃靈芝的創作，總體言，多為日文，且以「俳句」的質量為最，《臺灣俳句歲時記》即其代表作，讚詞也多來自這方面。日本俳句是世上最短的詩，脫胎於唐詩絕句，亦即以五、七、五，合計十七個字音所組成，而且為了增加內容的完整性和豐富性，規定使用表示季節的特定「季語」，如「鶯」是春天的季語、「金魚」是夏天的季語，旨在暗示，不在言傳，講求「禪」的意境。在臺灣，有些人則完全不考慮季語等規定，蛻變成僅僅維持三行的短詩形式。不過，黃靈芝基本上並不認為文學是可以翻譯的，尤其表現形式最精細的日本「俳句」，一經翻譯，韻味盡失，茲略錄中譯後的數句，如「杏花門前／相別依依」、「田間彩虹掛／少年人夢多」、「女客城裡來／山爐前展身」、「城隍威／舊街風薰」，我們已經很難從中體會俳句的禪意以及音律之美。至於黃靈芝的新詩作品，以短詩最為可觀，充滿趣味和哲學性，值得細細品賞。如〈蟬〉：「聽到今年頭一次蟬鳴／我把旭日放入書包裡／奔跳著去上學」、〈風〉：「風為何撩起聲音來／不／寂寞的應是耳朵吧」、〈龜〉：「龜四腳朝天／有點不好意思／動作慢吞吞地／愈加不好意思／我等是烏龜呢／誰都是」、〈眼鏡〉：「我死後／眼鏡還活著／像眼睛／像鏡片般／明亮地閃爍著／是否它將／監視著我的／屍體--？」類似的短詩，文字淺顯，感性強而想法獨特，可謂別具一格。再如題材新鮮的〈開飯〉：「開飯了／媽媽的大聲／想這頓飯一定很豐派／開飯了／哥哥的大聲／想必是偷吃過」，黃靈芝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以媽媽和哥哥的聲音來描寫開飯情景，詩中媽媽的元氣、哥哥的喜悅和弟妹的臆想，使家庭的溫馨氣氛躍然紙上，令人回味不已。

（五）重新評價

出生、成長於臺南，長期居住臺北的黃靈芝，主要的文學作品都是使用日文所寫成，少數譯為中文發表，而且自印，只送不賣。雖然其日文的精確性和流暢性，造詣之高，連日本文學研究者都覺得不可思議，在日本藝文界受到相當的矚目，學者岡崎郁子於《戰後臺灣的日文文藝研究》大大肯定黃靈芝，說：「他於戰後不久至今之半個世紀以來，不斷地以日文寫出精湛的作品，俳句、短歌、詩、小說、隨筆、評論等，體裁廣泛，都是從他人不能企及的文藝性著手。毫無疑問地，是臺灣戰後所產生的優秀作家之一。」石田一良說：「黃靈芝的小說，比夏目漱石更雄辯，更豪爽。」鄭清文談到黃靈芝時表示，固然臺灣文學語言的問題頗受爭議，但他相信，黃靈芝碰觸到人生機微的文學作品，一定是臺灣文學的可貴資產。

然而，黃靈芝文學之美畢竟依然無法讓臺灣讀者欣賞，也一直被臺灣文學研究者所忽視，在臺灣他的評價幾乎等於零，這豈不是很諷刺嗎？

如果日據時代臺灣作家如翁鬧、龍瑛宗、呂赫若、楊逵、張文環、王昶雄……等的日文作品，算是臺灣文學的一部分，那麼迄今仍以日文從事創作的臺灣作家黃靈芝，其作品能全然將之排除於臺灣文學之外嗎？二○○六年，真理大學將第十屆臺灣文學家牛津獎致贈給黃靈芝先生，使眾人「窺見被讀者、史家忽略，被自身隱蔽的黃靈芝，與他超過半世紀的美學堅持」，確是「慧眼獨具」，而牛津獎讚詞稱黃靈芝為「異端者」、「一朵臺灣文壇的奇葩」，不也是很貼切的形容嗎？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