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趙 怡 佛光大學榮譽教授

這幾年，趁著腦力未衰，埋頭撰寫生涯見聞錄，從回憶中翻出不少酸甜苦辣的片段，也萌生些許感觸。半個多世紀以迄，人們生活的樣貌隨著物質文明的日新月異而大幅改變，但精神層次卻不曾與時俱進。

1950年代的台灣，二戰方歇，內戰未止，海峽上空烏雲密布，大小戰事此起彼伏，島上的居民滿懷驚懼地翹盼和平的曙光。之後幾年，兩岸危機漸緩，人們對未來燃起希望，日子裡才開始有了歡笑。

當時，一般家庭收入少得可憐，多數人儉樸度日，入則粗茶淡飯，出則安步當車；小朋友的鉛筆要用到最後一寸、書包要揹到起毛才可能換新；中學生穿的制服概由父母兄姐的舊衣剪裁而成，真正做到「衣穿四季」，但亦甘之如飴，從未自慚形穢。原因很簡單：大家都明白「生存」的可貴，連眼前這點「小小的幸福」也得來不易啊！

當時的教育資源極為匱乏。我家5個兄弟姐妹都在眷村長大，一律就讀師資水平偏低的「軍人子弟學校」，接受標準的「填鴨式教育」，體罰更是家常便飯，但面對長輩「成龍成鳳」的期許和聯考的嚴酷挑戰，必須夙興夜寐，加倍用功，也未嘗以為苦事，反倒每逢聯考過關，榜上有名，全家老少都欣喜若狂，還要放串鞭炮來慶賀一番。

校園裡林木蒼鬱，但設備簡陋無比，運動設施幾乎付諸闕如，唯一的籃球場也只有半邊，但每當下課鈴響，同學們一擁而上，短短幾分鐘內能搶到個把球來投投籃，也覺得樂趣盎然。

那些年還沒有電視，閒暇時頂多聽聽廣播，偶爾去「中山堂」看場電影，文化活動係以閱讀為主，也讓我們早早接觸到略嫌「超齡」的古典文學作品；當然也沒有手機與社交軟體，連家中裝設市話都十分稀罕，日常人際聯絡唯有面對面一途，生活重心全放在與家人、鄰居和友朋的往來串聯、相濡以沫，倒也其樂融融，而在彼此守望相助下，從未操心過居家安全。

那年頭，人們鍾愛國家、孝敬父母、尊重師長、友愛兄弟、珍惜愛情、慎擇婚嫁，如今回憶起來，艱澀的歲月中洋溢出無盡的感恩與滿足。

或許由於世代間的生活經驗有別，今日的成年人常責怪下一代好逸惡勞、少不更事。其實，台灣社會走下坡的責任不應歸咎於年輕人，畢竟他們的價值認知在世代交替中遭受嚴重扭曲。

新生代人口從呱呱墜地開始，便從環境中學到「自我中心」意識，體會出「只要我喜歡沒什麼不可以」；他們在懵懂中即被政治人物的謊言所迷惑，認定「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中華文化為外來文化」；他們自小目睹朝野鬥爭、族群撕裂、勞資對立的場景，誤以為遇到挫折，只有激烈抗爭才能捍衛權益。

他們對於大眾媒體的羶色腥內容以及新聞從業者無視公平客觀準則，甘為權力或商業附庸的亂象，早已習以為常；他們心目中的國際現勢，無非就是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領袖著眼的只是各國的利益，而非人類社會的永世和諧。失落的老輩中人與其怨懟「一代不如一代」，何不先反躬自省：到底孰令致之？

美國作家佛里曼和曼德鮑合著《我們曾經輝煌》（原名：That Used To Be Us）一書，感嘆美國社會盛極而衰，今不如昔，回頭看看台灣由治而亂的變遷，或可用「我們曾經幸福」來形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