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慧開法師（佛光山寺副住持、南華大學專任教授）

歐洲死亡文化的法律挑戰——遺族（亡者家屬）的權利 （續）

蒂．婥伊爾（De Troyer）情緒是起起伏伏的，正如《紐約客》雜誌在二○一五年的一篇關於莫替爾案的專題報導中所述，蒂．婥伊爾保留了一本日記，在裡面她為自己的日常情緒「著色」，但並非一直都是黑色，也有彩色的。

其實抑鬱症並非是持續性，而是一種間歇性的疾病，蒂．婥伊爾生活中的事件明顯地改變她的心情。她也有快樂的時光——例如：當莫替爾的孩子出生的時候，當她找到新男朋友的時候等等。在不同的時候，她會告訴兒子，覺得自己的情況正在進步。然後，在二○一○年，她和男友的分手讓她陷入谷底，莫替爾再次扮演照顧者的角色。他花了幾個小時和母親通電話，邀請她和他們夫妻倆呆在一起。他跟母親說：「希望您能像個奶奶的樣子，就像您總是對我們說您想要做的那樣」。

然而這樣的親情呼喚並沒有什麼效果，因為他們母子間的關係與舊的傷痕糾纏交錯。在此同時，忙碌的生活重重地壓在莫替爾身上，他已經有了兩個孩子，第三個不久將誕生。除了在魯汶大學的學術工作之外，他還要負責為祖母（蒂．婥伊爾的母親，但是她們母女之間關係疏遠）找一家養老院以便安置。他已經受夠了，和母親之間有裂痕，有一段時間，母子間沒有溝通。

然後，二○一二年一月，蒂．婥伊爾傳了一封電子郵件給莫替爾的妹妹，內容是寫給他們兄妹倆。她寫道：

親愛的埃爾莎和湯姆：

我已經以精神痛苦為由，向狄斯特曼教授提出安樂死的請求。我已經通過了所有的程序，現在正在等待結果。我從十九歲開始進行治療，並且經歷過幾位精神科醫生。我問（我的常規心理醫生）他能夠為我做些什麼，他的回答只是：「我能夠傾聽你的心聲，我可以開藥給你。」從那之後，我就一直在尋找一種方式，能夠有尊嚴地結束生命。

這些年來，我已經承受了許多痛苦，經歷了很多失落。我已經了解到那麼多的痛苦所以活不下去了！對不起，我會給你們帶來一些痛苦，但是我走不下去了。覺得孤單，經過多年的治療之後，還是沒有機會治愈，讓我覺得沒有生命的視角。有尊嚴地死去，是我生命中所僅剩下的唯一選擇。我盡可能地努力奮鬥，已經盡了我的全力了。

莫替爾的妹妹，當時旅居非洲，通過電子郵件回覆道：「對我來說，心中卡著父母都是自殺的記憶活著，並不容易。但是，除了尊重您的決定外，我什麼事也做不了。我覺得無能為力，我需要保護我自己。」

莫替爾不知道接著該怎麼辦。「你問人家：『你會做什麼？』」他告訴記者：「有人會說：『我會馬上給她打電話』，但我這位母親認為我就像是我父親那樣的人，所以她恨我，我該做什麼？」

他諮詢了蒂．婥伊爾的心理醫生，他建議再等一等。他也問了大學裡的幾位專家，他們也建議他保持警覺，並隨時準備應變。有人告訴莫替爾：「我認識狄斯特曼，他永遠不會同意這件事。」蒂．婥伊爾的電子郵件裡的語氣也令人放心：「我現在正在等待結果。」這表明她的請求可能會被否絕，或者說會有一個中間過渡階段，在這當中莫替爾還可以介入。

接著三個月都沒有任何消息，直到莫替爾在工作當中接到電話，通知他說母親已經身亡。醫院行政部門要求他趕到太平間，根據她母親的要求，填寫必要的文書作業，以便將他母親的遺體轉移給實驗解剖部門。

「我現在心理嚴重創傷」，莫替爾告訴記者：「沒有人關心我！根本就沒有！這一切都到了這裡。」他搥著自己的心窩。

他的第一反應是開始將他的處境為文貼上部落格，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批評狄斯特曼——布魯塞爾大學二○一五年度人文獎獲獎者——這件事，意味著對立上比利時社會中最強大又根深蒂固的力量之一，反擊迅速而強勁。莫替爾身為熱情的世俗主義者，卻被大眾指控是一個虛假偽裝的天主教徒和一個情緒脆弱者。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