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閔旭

一九七○年，黃靈芝以短篇小說〈蟹〉摘下第一屆吳濁流文學獎首獎。這是他二十歲完成的少作，當時他罹患肺結核，又病又窮，死亡如影隨形，故寫下一則飢餓過度的老乞丐誤食人骨的離奇故事。小說裡的乞丐飽受罪惡感折磨而死去，小說家本人卻熬過病魔，活了下來，然而動盪時代讓他的文學之路走得異常艱難、孤寂。

時間先拉回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向同盟國投降，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戰終了，也替台灣達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畫下句號。長期定居這塊亞熱帶島嶼的日籍人士著手打包行李，帶不走的雜貨推到街上兜售，等待分批遣返日本。少年黃靈芝在街上看見一位日本人攤位上盡是文學作品，森鷗外、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眼花撩亂的世界文學日譯本。他興奮不已，返家借錢和一台大推車，一口氣買下一千多冊。那一年他才十七歲，整日編織文學夢，腦海裡預寫他未來一本又一本的作品。

殊不知隔年，一九四六，國民黨政府下令廢除日語，受日語教育長成而懷抱文學夢的本省籍青年頓時失去唯一的表述工具，淪為失語的世代。與黃靈芝同世代的跨語作家處境迥異。熟稔中文的鍾理和屬於異數，跨語對他而言不是難題。但多數作家如鍾肇政、葉石濤、陳千武，他們必須廢掉一身功夫，重拾課本學習中文，學習用方塊字寫作，一直纏鬥到一九六○年代方有作品產出。

相形之下，黃靈芝屬於異數中的異數，他堅持使用日語創作，這一條路或許無需面對跨語書寫的門檻，卻注定失去在台灣社會發表作品的舞台，畢竟當時台灣文學能使用的書寫語言是那樣的狹隘、單調、貧乏。他一生的作品除了少數翻譯為中文——如《台灣文藝》發表的小說〈蟹〉，以及發表在《笠》詩刊的〈狗〉、〈進化〉、〈因緣〉、〈牛奶〉、〈蟬〉、〈約定〉等詩作——之外，多數作品其實不為台灣讀者所熟知。他避開交際，免去應酬，日日伏首案頭，筆耕不輟，但台灣主流文壇沒有太多人認識他，他究竟為何而寫？為誰而寫？

他的回答淡然，眼前有沒有讀者並不重要，他所尋找的是一千年以後的讀者，一千年以後的語言。他堅信，文藝蘊藏了超越時空限制之力量。

他一眼望向千年之遙，無疑與一九七○年「回歸現實、回歸鄉土」的台灣社會構成強烈對比。就在他摘下吳濁流文學獎首獎的同一年，日本將釣魚台畫入領土，揭開全球華人風起雲湧保釣運動熱浪。緊接著，台灣相繼與日、美等國斷交，聯合國席次遭中國取代，一連串嚴重外交挫敗激起台灣年輕知識分子關切社會現況的熱情。

一九七二年，隨著楊逵復出文壇，新世代年輕人留意到日治時期文學作品的抗日精神，捧讀楊逵、鍾理和的作品。聯合報在一九七八年趁勢舉辦「光復前的台灣文學座談會」，邀請日治時代作家王詩琅、葉石濤、楊逵、黃得時、陳火泉等人赴會，共同「傳下這把香火」，這把自一九四五年遭到禁斷、塵封達三十年之久的日本記憶星火，至此照亮漆黑的夜空。

時代的因緣際會，〈蟹〉作為黃靈芝第一篇由日文翻譯成中文的小說，這篇小說的中譯本在一九七○年獲獎，恰好打響遭到壓抑的日本記憶再度湧入這座島嶼的第一槍。

走過一九五○、一九六○年代相對封閉、壓抑的社會氛圍，一九七○年代的台灣正處於民主化之路的起點。台灣人心浮動，全球政經局勢暗潮洶湧，旗幟、標語、民族主義、示威遊行山雨欲來。置身意識型態劇烈重整肅清的年代，黃靈芝，戰後台灣文學少見的日語作家，選擇隱居陽明山，遺世獨立，一心一意追索心目中最純粹的文藝與美。

他仍堅持書寫他心目中的台灣，那一千年後的台灣，致千年後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