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中，很容易找到長髮如黑瀑的楊捷，她臉上有一種堅毅的表情，這許多年來，一日深過一日。一位毫無醫藥背景的女子，伸出一雙溫暖的手，自掏腰包供病友有棲身之所，不僅照料起居，更為他們送終；她所照料的有高齡的愛滋爺爺、奶奶，還有許多愛滋寶寶。
人生轉個大彎
愛滋病友及同志圈叫她「楊姊」，樸實的外表，就像鄰家的婦人一樣，她捨棄穿戴華衣美鑽，創辦了「關愛之家」以一顆俠義心腸來接納並照顧愛滋病感染者，及流落街頭的非法外勞。
唸復興美工職校時，原本立志長大後開一所育幼院，卻因為認識國內首位曝光的愛滋病患田啟元，讓她人生轉了個大彎。「上天似乎冥冥安排我走一條不同的道路，」她說，「一般人如果生病了，會有家人照顧，但若得了愛滋病，往往無人聞問，一直要拖到死亡後，家人才會出面收屍。」看盡愛滋患者被視為「瘟疫」般，人人喊躲的悲慘境遇，楊捷心裡燃起幫助他們的念頭。
二十年前，她在台北開工作室，當時田啟元是師大美術系學生，這個年輕小伙子經常在深夜時分造訪，和她聊一些藝術話題，對方也未曝露同性戀者的身分；直到他在大三前往成功嶺接受大專集訓，經常拉肚子而被檢出感染愛滋病毒，醫官向上通報，不到兩周就被退訓。更糟糕的是，田啟元染愛滋的事意外曝光，被迫辦理休學。
面對孤立無助、乃至有意尋死的好友，楊捷心生不忍，挪出家裡一個房間供他棲身，而且無懼於愛滋病的傳染，連她一雙兒女都和他一起吃住、游泳，長達五、六年的時間。對於朋友關心她及子女的健康，她總是這麼回答：「好心做好事，應該不會得病的，我相信上帝會眷顧我和兩個小孩。」
促成義工組織
隨著田啟元交友網絡，楊捷又陸續認識了祈家威、張維等同志圈內朋友，以及當時在台北市性病防治所駐診醫師涂醒哲、陽明大學預防醫學研究所教授陳宜民等人，共同促成「誼光義工組織」、「希望工作坊」的設立。她說，當時心想有人可以交棒，於是收拾起行囊跑遍美國、非洲等地「流浪」，到了坦尚尼亞，見到遠自台灣到非洲照顧愛滋病患的陳麗卿修女，讓她覺得自己所做的「根本微不足道」。
離開台灣三年，楊捷返台後才知道田啟元已病逝，但愛滋病患並沒有減少，反而因雞尾酒療法而延長病友的生命，於是她在台北租了一間公寓，展開收容及照顧那些回不了家門、失業的病友，並在台北市開了一家花店，靠微薄的收入來支應生活所需，希望感染者能活得更有尊嚴，而這家花店就成為愛滋病友的避風港，也開始有「關愛之家」的名稱。
病友「阿忠」形容楊捷是關愛之家的「大姊大兼保母」，從平時督促病患按時吃藥、發病時的床邊照顧到協助病患申請低收入戶，甚至病患的身後事，都是她一手打理。最近協會缺乏保母、社工，徵才廣告登了很久，卻沒有人應徵，楊捷只好充當保母，「白天幫寶寶餵奶、洗澡，半夜寶寶哭了，就起來哄小孩、換尿布」。
一名不願具名的病友說，「楊姊」開花店要揹銀行貸款，賺的錢卻先拿來支付協會的開銷；自己啃饅頭，仍不時看到她偷偷塞錢給病友，要他們去買衣服，不要著涼，或叮嚀對方多補充一些營養。而唯一會讓「楊姊」生氣的事，是患者故意不吃藥，或是一再吸毒、酗酒或鬧事。
「阿國」表示，「當我看到楊捷為非親非故的病友料理後事，才讓我感動莫名」，去年關愛之家就有十五名病友往生，如果沒有家人來處理後事，她會先幫死者清理身體，整理遺容，再依遺願把骨灰送塔、樹葬或撒向大海，送他們走最後一程。
病患都是聖者
楊捷記得，曾有一名瘦骨嶙峋的病患，臨終前只有三十公斤，但經火化後，殯葬業者卻發現骨灰中有一塊「觀音座」，據說是累世修行才能有這樣的福份，「印度德蕾莎修女說過，每一名愛滋病患都是一個聖者，所以我來替他們送終，從來沒有一絲害怕。」她不諱言，剛開始為病患送終時，總會像失去一位兄弟而嚎啕大哭，後來覺得死亡對他們而言，是最大的解脫，才漸漸釋懷。
三年前，楊捷得知河南愛滋村的悲慘命運，儘管關愛之家的經費十分拮据，她仍奮力地將愛的觸角伸到對岸。她說，由於大陸民眾對愛滋病仍欠缺認知，有的貧窮人家為了餬口，以自己的鮮血來換取金錢，不幸染上愛滋病，留下許多愛滋孤兒，經過初步的田野調查，「一個村子有三、四十個或近百個愛滋孤兒，並不為過」，楊捷不忍地說，曾有當地的阿公、阿婆向她下跪，「他們求我將孫子一起帶走，免得挨餓受凍。」
看透紅塵謗譽
即使關愛之家已成立協會，這些年來仍異常低調，在花店外更刻意不懸掛協會的招牌，卻仍招來部分居民的白眼，連收容病友居住的中途之家也被迫搬來搬去。楊捷走在路上，還被附近的居民指指點點，但她回到這個大家庭，依然充滿信心地向病友表示：「不管怎樣，我不會讓你們流浪街頭，我會讓你們得到最好的照顧。」
楊捷表示，她一度罹患憂鬱症及外界「沽名釣譽」的攻擊，但如今她已看透紅塵謗譽，「我做我認為該做的事」。不過，對於這次醫療奉獻獎從推薦到訪談，楊捷一開始就先問：這個獎有沒有獎金？」她直言：「如果得獎而沒有獎金，對資金捉襟見肘的協會沒有實質的幫助，更可能讓人以為我想出名」。由此可見，楊捷是一位多麼率直、可愛又可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