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蔡襄是北宋年間著名的書法家、政治家。作為書法家的他，在世之時，就極負盛名，為蘇東坡、歐陽修等人所景仰。作為政治家的他，為人正派、為官清廉頗有口碑。至於後一點，我們可以從他存世的一個帖子的寥寥數語中就能看出：「襄昔之為諫臣，與今之為詞臣，一也。為諫臣有言責，世人自見疏，今無是焉，世人見親。襄之於人，未始異之，而人之觀故有以異也。」

這裡蔡襄所言「昔之為諫臣」，應該說的是，他進入官場之後，最初曾經在諫院衙署主持工作。作為諫官，批評彈劾是其最主要的責任。因此，假如對工作高度負責，並且涇渭分明毫不含糊，那麼，文武百官與之保持一定距離，是可以理解的。近距離、太過頻繁的接觸，必然會將自身的種種毛病暴露在對方的面前，被批評指正乃是不可避免之事。而這些一旦傳揚出去，甚至於為皇上所聽聞或者是被報告至皇上，那麼，必定會對自身的形象造成負面的影響，乃至讓自己的前程毀於一旦。所以，對於蔡襄這樣的諫官，自然是與其保持一定的距離更加明智。

蔡襄從諫院衙署出來之後，還曾經擔任翰林學士——負責皇帝的文書起草一類工作的官員。在實現這樣的角色轉換之後，人們與蔡襄的距離發生了變化；與昔日恰恰相反的是，如今很多人願意與他親近。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在哪裡？應該是在卸去諫臣的官職之後，他周圍人們的心理負擔也卸去了，所以，儘管他的為人始終如一，人們對他的看法、對他的態度卻大不相同——從此大家可以跟他談談天氣、談談書法、談談文學了。

對於蔡襄擔任諫臣和詞臣前後人際關係如此巨大的變化，其本人固然感慨系之，並形之於帖；南宋時人洪邁對他的這一遭遇，同樣感慨良多。洪邁的感慨，並非對於與蔡襄同朝為官的那些同事、朋友等人，最初對他高度的警惕性或者說戒備之心與後來的親近和知己，而是對作為後代的南宋官場上某些不太正常的風氣的感慨。

洪邁在《容齋隨筆》卷三〈蔡君謨帖〉中這樣寫道：「觀此帖，乃知昔時居台諫者，為人所疏如此。今則反是，方為此官時，其門揮汗成雨，一徙他局，可張爵羅（捕雀的網，比喻來往之人極少，即門可羅雀之意），風俗媮薄（不惇厚）甚矣。」

為什麼南宋與北宋諫官之人的「遭遇」，反差如此強烈？這很值得我們深味。

北宋年間的諫官——更準確地說，應該是像蔡襄這樣忠於職守、為人為官正派的諫官，之所以「門前冷落車馬稀」，是因為與之接近、結交、頻繁地來往，無法從中謀取多少好處。反過來說，在南宋，同樣是諫官，很多人未必能夠像蔡襄這樣高度原則，忠於職守。也不僅不，甚至於可能習慣於言好事，為人謀得某些利益——畢竟諫官可以通過在皇帝面前的褒和貶，對一個人的命運產生影響。所以，其門前「揮汗成雨」有什麼可以奇怪的？假如你離開了這樣的位置，失去了這樣的作用，自然人們可能遠離你。對這樣的以「利益」作為取捨標準的做法，洪邁顯然有些看不慣，所以，他對這樣的做法十分鄙夷和不屑——以「風俗媮薄」斥之。

不過在我看來，這樣的做法蔚然成風，當事之人太過薄情、不夠厚道，固然讓人搖頭，而這其中的教訓，或許更值得我們深思：南宋的官場，不，應該說，所有末代王朝的官場高度腐敗，即便是本來肩負著監督責任的諫官或者說諫臣，也都浸淫其間、同流合汙，無疑是這些王朝最終走向滅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