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傑銘

Formosissima Formosa!──從在世界史現身的那一刻起，是否台灣就注定將扮演那美麗而徒勞的受困者，永恆的賤民？

──吳叡人《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

黎明前的夜特別黑。

蠢蠢欲動的影，伴隨新時代曙光，徘徊在光明與黑暗，然後，將自己埋葬於過去的黑夜。賴和及其時代的「二世文人」，就在這樣變動的時代成為「影」，雖接受現代化的思潮，學習新式文學，但出身於封建社會的生命經歷，以及吸吮著傳統文學的養分長大的背景，在光明與黑暗交接處擺盪、成長。

一九二○年代的台灣新文學，並未隨著張我軍的理論與宣言而勃發。文體的變革標示著思想載體破壞性的創新，當時的文人沒有勇氣改變什麼，或是接受改變，依舊認為傳統文學可以承載新思潮，以舊體新用的改造傳統文學。像是蔡蕙如所創辦的《臺灣文藝叢誌》，不同於傳統漢詩文的擊缽吟遊戲，引介外國新思想、新思潮，確實在傳統文學內部吹起改革的風潮。

變動的年代裡，理想是最美好的歌聲，不但召喚我們前行，也撫慰傷痕累累的島嶼。張我軍、賴和為首的新文學作家，以《台灣民報》為陣地，強調我手寫我口，希望將書寫的話語權交還給庶民。然而，新文學陣營內部還是有不同的觀點，賴和不若張我軍強調文學上的舊不如新，他在創作新文學時，同時寫著漢詩文，成為橫跨新舊文學創作的文學健將。

這是最美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一九二六年的台灣抗日運動，因為路線上的歧異，走向左右分裂的結局。楊逵、蘇新、簡吉、趙港等新一代的青年，多半具有左傾的意識，認為原有的台灣抗日團體、組織都過於保守，為了自己的理想，分別在東京與台灣籌組新的團體，進行社會主義形式的抗日運動。

一九二六年是賴和生命中重大的轉捩點，除了持續擔任台灣文化協會理事，積極的參與台灣人民平權運動外，賴和也接手《台灣民報》「文藝欄」，並開始發表小說，做起耕耘台灣新文學園地的工作。

白天，賴和於診所為艱苦人醫病、參與社會抗爭運動，以投身社會的方式改變著社會；夜晚，賴和孜孜矻矻的於書桌前，左手編輯雜誌文藝欄，右手寫作。不論是傳統文學或是新文學，都在桌燈螢螢的夜，紙上筆墨如蠶絲涓涓，編織台灣文學的未來。

這一年他創作了《鬥鬧熱》、《一桿「稱仔」》兩部重要的小說。

《鬥鬧熱》是講述鄉村的迎神廟會與械鬥。賴和以鄉野村夫對話的方式，傳達眾人對於這場爭執的看法。小說以孩子們的爭執說起，在笑鬧之中演變成村落跟村落之間的戰爭。小說反映當時候的情況，談及鄉下人的愚昧，為了爭面子散盡大把的金錢，同時在殖民政府的操弄下，分化台灣人自己的團結。

《一桿「稱仔」》則是透過菜販秦得參的遭遇，談論殖民政府以警察、法律壓迫人民，在象徵公正的司法面前搬弄一場戲，最後逼他走上了殺人與自殺的激烈衝突道路。小說描寫中下階層人的處境，在一次又一次的博取翻身的同時，又再一次又一次的陷入困境。那種無力感正是台灣人在反殖民運動中掙扎的無以名狀，宛如陷入流沙時無法解開的困局。

一九二六年的賴和這兩篇小說成為台灣文學史上的經典，奠定了研究者對日治時期文學研究的殖民與階級雙重視角。

賴和筆下的小人物，總有分卑微與無奈，人對生的渴望如哀傷的蜉蝣，為了生存究竟會做到多少的讓步？

他們總是強逼我們服從，而我們絕不讓步。世間未許權存在，勇士當為義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