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敬堯

台灣島的怪譚文學，可以回顧到三百多年前清代的「地方志」書寫。

自從西元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清廷政府為了統治台灣，所以歷任官員都要派人訪查海島上的民情風俗，許多官吏與文人也相繼以地方志、日誌、遊記的形式，詳實地描述台灣島的疆域、氣候、歷史。

在眾百本志書中的「災祥篇」，便紀錄了非常豐富的鯤島怪譚，例如魔鱷上岸、海中妖蛇、天星詭變、三陽同出、島嶼深山中藏匿著各種恐怖魔神，每一篇皆是不可思議的驚悚奇事。

當時，清廷官員是秉持著「采風」的精神，才將這些怪事收錄進志書中，並且也只將這些奇譚，視為清政府「風化善教」、「民變天災」的佐證。譬如，魔鱷橫死，便象徵鄭氏王朝的覆滅，而婆娑鳥現身，正是代表林爽文事變的預兆。

這些怪譚故事，雖然是在清廷的意識形態下被採錄，但每種故事，都有重新去詮釋、欣賞的空間。但一直以來，這些怪譚敘事，並不被台灣的文人認真看待，只作為無稽之談。

但到了日治時期，諸多日本人類學家、民俗學者，相繼來台。這些學者，也將新時代的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的精神，帶來台灣，讓這些以往被認為荒誕不經的傳說故事，有了重新被檢驗、被梳理的機會。

日治時期，對於台灣方志書中的怪譚敘事，開始進行初步整理、探尋的作家，最有成績者是連橫與片岡巖。

日治時期的漢文人連橫，為了編纂《台灣通史》，因此大量搜尋台灣史書，也因此，讀到了許多方志書中的怪異故事。但這些妖魔故事，顯然無法放進《台灣通史》的脈絡之中，但連橫並未放棄這些資料，反而在他的《文集》、《台灣贅談》中，進行了台灣怪譚故事的初步整理。

與連橫較為漫不經心的態度相比，片岡巖的怪譚整理工作，相比之下更為嚴謹，也更有系統。

在日治時期的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二月，任職台南地方法院檢察官通譯官的日本人片岡巖，撰寫《台灣風俗誌》，並在台灣日日新報社發行。

這本書是以民俗學的角度，蒐羅了關於台灣居民的生活禮儀、家庭社會、民俗節慶、口碑、傳聞、怪譚、俚諺、歌謠、宗教……等等面向的叢書，也是台灣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書籍。

雖然片岡巖的本意，並非是以「妖怪」、「怪譚」作為編纂的主題，只是為了殖民政府統治作為參考，而進行台灣慣習風俗的調查，也是響應了當時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治國要知民情」的策略。但片岡巖一方面在蒐羅台灣民間傳說的時候，也同時一方面將台灣以往方志書中流傳的妖怪故事，也進行了初步的整理。

在《台灣風俗誌》的第七集中，便以「台灣人的奇事怪譚」，收錄了「鳳山怪石」、「打狗奇果」、「一年一晝夜」、「蛇人島」、「大芋和怪鳥」等等故事，每則故事奇妙而不可思議，根據筆者的考察，皆從台灣過往的方志書中採錄，堪稱台灣版本的「聊齋奇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