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洸耀（路透社北亞首席記者）

圖／中新社

二○一一年，「維基解密」組織公布了一批美國國務院電報，在一封發自北京的電文中，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根據其獲得的情報，向華盛頓簡單描述了習近平，這位當時即將走上王位的領導人。洪博培內心認定紅二代接班理所當然，而為官廉潔的他還被稱作「清廉先生」；他厭惡當代中國的暴發戶和消費文化，卻喜歡看好萊塢拍攝的二次大戰題材電影。

有趣的是，電文還引述了一位習近平舊日好友的說法：習近平本人癡迷於佛教神祕論和氣功練習。習近平已經多次在公共場合表達自己對佛教理念的認可，與舉辦第一屆佛教論壇的胡錦濤，以及在海南興建觀音廟的江澤民相比，習近平更不忌於展示自己的佛教印記。據我了解，習近平年近九旬的母親齊心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習近平妻子彭麗媛也同樣信佛。

在精神層面多所耕耘

二○一四年六月習近平訪問斯里蘭卡時，用高僧法顯「開啟千年佛緣」的故事強調兩國友誼之源遠流長；二○一四年七月訪問南韓時，他在首爾大學的演講中提及唐代時新羅王子金喬覺來到中國研習佛法，拉近兩國距離；二○一五年五月印度總理莫迪訪華，習近平還邀請他到自己的家鄉西安，特意讓他參觀西安的大興善寺和藏有玄奘經書的大雁塔。在同一個月於北京舉行的中日友好大會上，習近平用十七世紀隱元大師東渡日本的故事，突顯兩國早期的民間往來。

無論是我個人得到的消息，或是頻繁見諸報端的官方活動，在在都指出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習近平，在其任內會更加注重傳統文化在社會中的地位，利用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重振中國社會的道德風尚和價值觀念。

二○一五年年初，他就曾在演講中提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物質財富要極大豐富，精神財富也要極大豐富。」

習近平對傳統宗教的親善，是從小受其父習仲勳在統戰工作中的開明大度薰陶，特別是與宗教界的交好。

一九五一年，負責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的習仲勳和當時西北局統戰部長汪鋒，策畫了護送十世班禪喇嘛返鄉的壯舉。護送隊伍甚是龐大、蔚為壯觀，由班禪喇嘛的四百多名隨員，共產黨解放軍多達兩千人的護衛隊，三萬匹駱駝，八千頭犛牛，四千匹駿馬，以及兩百頭騾子組成；一行浩浩蕩蕩，歷時四個月，行程將近兩千公里。在此期間，習仲勳與班禪喇嘛結下深厚的友誼，兩人從此成為知心朋友，合作共事近四十個春秋。每年春節，班禪喇嘛只要在北京，習仲勳全家必定有一天是和他一起度過。十世班禪大師在文革後，與原國民黨上將董其武外孫女李潔結婚。

二○一一年，已成為政治局常委與備位儲君，並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率中央代表團部分成員參觀西藏扎什倫布寺，看望慰問宗教界人士，專門向十世班禪喇嘛的靈塔敬獻了哈達。

來自父親的薰陶除了班禪喇嘛，一直關心西藏問題的習仲勳過去亦與達賴喇嘛有正面和頻繁的往來，這與眾多在涉藏問題上持強硬態度的中共老幹部相比，實屬難能可貴。

一九五四年達賴喇嘛進京，除與毛澤東等中共領袖見面，還與習仲勳就此結緣。他稱習仲勳為自己的「好朋友」，還送習仲勳一隻金錶。十幾年後，在廣東任職的習仲勳在與達賴喇嘛私人代表會面時，還將手腕上的錶展示了一番。那隻錶，習仲勳一直保存著。

我是佛教文化推動者

一九七九年文革結束後，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習仲勳在政治風向尚未明朗的情況下，果斷而明確地命令南華寺出土並恢復供奉六祖靈骨，使六祖真身受到及時而妥善的保護。

位於陝西的法門寺在一九八一年遭一場雷雨摧殘後，就一直歪斜著。一九八○年代末，在一名「老紅軍」伍真的化緣下，剛剛履新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習仲勳，向法門寺撥款人民幣五萬元，提供寺廟修復之用。正是在這次修繕過程中，發現了世界上唯一一枚釋迦牟尼佛祖的真身指骨舍利，這枚舍利也被奉為佛教七大奇蹟之一。

年輕時即從政的習近平，隨著職位的不斷升遷，在施政中如何對待和借助佛教的作用，很多是來自於父親的潛移默化和耳濡目染。

二○○五年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曾特批人民幣一億元，將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升格為馬克思主義研究院。胡錦濤當家十年，大部分時間受制於頻頻干政的「太上皇」江澤民，一貫循規蹈矩、謹小慎微，忽然出此大手筆，頗為罕見。

其實，做為無神論政黨的領導人，胡錦濤此舉是要取悅黨內元老和左派，因為他傾心於在二○○六年舉辦世界第一屆佛教論壇，他需要用此舉避免黨內政敵對他提出「容忍宗教滲透中國」的批評。中國有一句老話：「欲先取之，必先予之。」這就是實例。這也是中國政壇為求自保「欲右先左」的實例。

實際上，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也敏感地看清了政治風向，因此主動爭取承辦這個佛教論壇。他和主辦單位說，當國家宗教局等部門在候選的三個城市中進行抽籤時，如果恰好抽出省會杭州，當然就在杭州辦；如果沒有抽中杭州，還是得想辦法在杭州辦。由此可以看出習近平的個性：外表寬柔，內在強韌，有些事情勢在必得。習近平二○一三年接見來訪的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時，也對他說：「我是佛教文化的推動者。」

（本文摘自天下文化出版《把脈中國》）

問政不干治的法王

二○一四年八月，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從梵蒂岡前往南韓，乘飛機經過中國領空時，向中國人民和其國家主席習近平發出一封電報表示問候。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第一次允許教宗飛越中國領空。由於在政教問題以及台灣問題上的爭端，心心念及「解救」十三億中國人的教宗仍不得其門而入。

與之不同的是，另一位世界級宗教領袖，台灣佛光山的星雲大師不但可以自由進出中國大陸，還得到中國大陸領導人的紅毯待遇。

星雲大師一九二七年出生於江蘇揚州，一九四九年前往台灣，佛學造詣深厚，信徒教眾極多，是公認的台灣佛教泰斗。他不僅得到四任國家主席的接見，還成為中國大陸當今的暢銷書作者，其著作總銷量達數百萬冊。中國大陸的人民出版社日前還印了至少一千萬冊由星雲大師監修的《獻給旅行者365日》。就像基甸會（Gideon）把《聖經》放到全球各個旅館房間一樣，這本書的中、英文版本也會被放到海內外酒店旅館的案頭，讓旅行的人得到佛法的慰藉。

但星雲大師能夠重新進入中國大陸弘揚佛法，並在兩岸贏得上億信眾其實並不容易。

用宗教突破兩岸紛爭

星雲大師於一九八九年初，兩岸分隔四十年後首次重返中國大陸參訪，同時得到國家主席楊尚昆和政協主席李先念的接見。但時隔不久就發生了「六四」事件，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出走大陸，並在美國洛杉磯的西來寺得到星雲大師的庇護。許家屯是當時中國出走的最高級別官員，中國也由此與星雲大師交惡，禁止他再涉足大陸，直至一九九三年才被解禁。

多年之後，我在南京對星雲大師採訪時曾經問到此事，他對我說：「有些人說我是政治和尚，我當年如果不收留許家屯，那才是政治。因為不收留他就不會得罪大陸，是政治正確的決定嘛。我收留了許家屯，是我佛的慈悲。」

星雲大師直到一九九三年，藉由中國大陸著名佛教人士趙樸初的幫助，經時任政協主席李瑞環的批准才得以回鄉探親。此後他頻繁來往於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宣講佛法道義，促進兩岸交流與和平。他曾受到江澤民三次單獨接見，二○○六年第一次會見江澤民時，江澤民對星雲大師說：「過去的種種，一切到此為止。」星雲大師對這種「既往不咎」的態度，既不解釋也沒分辯，只是報以平和的微笑。

星雲大師也告訴我，陝西法門寺佛指舍利之所以能到台灣全島巡展，也是他直接向江澤民提出的要求。佛指舍利於二○○二年到台灣巡行，先後在台北、台中、高雄等地停駐三十多天，一時萬人空巷，萬千信徒虔誠跪拜。星雲大師曾對我說，恭迎法門寺佛指舍利的最大意義，就是希望在黨爭愈演愈烈、社會風氣日漸敗壞的台灣，能夠透過象徵佛陀智慧、慈悲的佛指舍利，達到淨化人心的目的。兩岸民眾恭迎與恭送佛指舍利的場景，也可讓兩岸同胞藉由佛教信仰的交流凝聚感情，加強對彼此的了解、理解，以達化解，和解、和諧，乃至於和平。

星雲大師早在二○○六年就與習近平有過來往。兩人在杭州舉辦的世界佛教論壇第一次見面。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批准建設雪竇寺的彌勒大佛，正是星雲大師應邀題詞「人間彌勒」。

（本文摘自天下文化出版《把脈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