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早期高中畢業生要通過聯考才能進入大學，但是大學錄取率很低，民國六十年個人參加了大專聯招，那一年大學加專科的錄取率是百分之三十九，壓力很大，競爭激烈。許多同學除了對自己的期許，還要面對家人的期盼，每當放榜，台大校門口貼出長長的榜單，有的考生甚至不敢去看，請家人代為查榜；榜單前有人開心歡呼、有人失落離開。

那時大學和專科一起招生，分成甲、乙、丙、丁組，甲組是理工類，乙組是一般說的文組，丙組是農、醫學院各科系，法商類則另外分成丁組招生，考的是國文、英文、數學、三民主義、地理、歷史六科，採取先填志願後考試的方式，而且不可以跨科考試。

我考的分數不是丁組最高的，但剛好足以進入第一志願台大經濟系，當時放榜找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除了非常高興，也覺得總算不負母親期望，心中一塊大石落地。那時，國際貿易系、工商管理系、會計系的分數都比經濟高，法律則是墊底。

在進入台大的第一年，就遇上了一位非常好的啟蒙恩師—施建生老師。他教的是經濟學原理；老師授課認真嚴謹，憑藉充實的知識引領學子進入經濟學領域，他編寫的經濟學原理教材不僅本校學生必讀，也廣受外校學生歡迎。施老師桃李滿天下，被譽為經濟學教育現代化最重要的推手。

施建生老師現在已經九十多歲了，他早年自中央大學經濟系畢業，在哈佛大學得到碩士學位，於國共內戰之際歸國，其後在台灣走上了教學研究生涯，亦曾受當時教育部長力邀，短暫擔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長。退休之後，施老師仍維持做研究、寫文章的步調，前些年以每年一本書的速度撰寫經濟學家傳記，令人佩服。

施建生老師長期研究經濟政策，認為經濟發展和教育關聯甚大，在其《經濟政策》一書中指出，國家教育政策應以配合社會需要為主，過於重視個人需求會產生大量的失業，這些人力不易轉移到其他部門，長此以往將造成極大的社會問題。因此在規畫教育政策時應重視技職教育；技職教育沒有做好，在校技藝訓練不足，畢業後出路成為問題，自不可能因應經濟發展的需要。

當時施老師就提議：「要將人才培養的工作全部放在學校身上，則學校之不堪負荷固不待言，而且另一方面任政府與民間工商團體中許多原可供訓練專門人才之用的專家與設備處於閒散，則更為一種不可饒恕的浪費。教育是一種最需人才最費資財的工作，因此要辦得好，則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盡量運用原有的人才與設備，以使其充分發揮效能。這可以說是教育對經濟發展貢獻的第一步。」

一九六八年的建言，現在看來依然切合時勢。在大學錄取率超過九成五的當下，學用落差的情況似乎愈來愈嚴重；當年一連串因應教改風潮討好選民的舉動，包含廣開高中、大學之門、一縣市一大學的過度擴張、技職院校升格改制、大學爭相增設人文社會科系等，導致現在的苦果。如今，教育部推行技職教育再造方案，推行產學合作專班、建立誘因機制使企業願意捐助設備、鼓勵業界教師協助教學及課程規畫、跨部會合作，結合學、訓、用等構想，皆隱然切合施老師當時的建言，但剛剛起步，而且晚了接近五十年。

施老師高瞻遠矚，為國家發展提出的諍言，後來在的「民意」潮流之下，國家走上相反的道路，直至近年才發現高教擴張至難以收手。這令我們不禁深思，任何政策的推行如果只知「順應民意」，忽視其長期效果，最後整個社會將因而受害。在各國民粹主義延燒的當下，尤其值得我們靜下心仔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