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禎苓

❢此岸，彼岸

近日午後，西南氣流影響，台北下起滂沱大雨。坐在公車裡，外頭水柱一綹一綹沿著窗戶滑落；端看車子成群如魚，劃開馬路水渠；外頭行人撐開鮮亮的傘，如朵朵蘑菇，在驟雨的城市游移。車裡的人，車外的人，在不同空間觀看彼此，隔層玻璃，恍若觀看彼端水族箱、彼岸海域。

張郅忻恰恰站在分水嶺上，遠眺越南姐妹們、家族裡外籍新娘的跨海故事，也注視自己由北而南的生命轉折。她的視╲世界是一片汪洋，溫煦地關照流域裡人事物，用那輕靈口吻訴說流轉的人世。

❢女人與海

端看書籍封面，流動的靛藍海波，即為濃縮全書章旨的圖像化表述。海作為生命之洋，在腹底孕生嬰孩；作為生存之洋，為了工作、婚事和生活，從這個海域移動到另一個海域，從這重身分過渡或疊加上另一重身分。張郅忻直言：「海的圖形讓我想起曾經每月固定拍攝的超音波。」腹胎的海洋被散文家轉譯成另一種超音波，那不止探查自己、勘巡她者，同時也讓每個瀏覽的讀者看見部分的自己、台灣的邊角。

《我的肚腹裡有一片海洋》的初胚為〈女人與海〉，這是整本書的核心、動筆的第一篇，甚至是散文集最初的名字。「女人與海」的發想有個幕後故事，是郅忻閱讀完海明威《老人與海》後，某日返家見阿婆（祖母）在廚房裡煎一尾大魚，熱油嗶啵亂濺，阿婆沒有畏懼，執鍋鏟翻動熱鍋魚面。那幕，大魚、油煙、鍋鏟與女人，與海明威筆下老人和魚搏鬥的畫面相互映照，「廚房如海洋，有凶險有限制有一些些希望，阿婆大半輩子在那片海洋裡浮沉，孕育一代又一代人。」循此，她想要寫不同女性，「包括自己在社會身分訂下的『女性』這個角色與規範裡，受到的限制與傷，在現實的世界裡，似乎有許多難以逃脫的地方。」

全書共分成兩個部分，輯一「出航」道來真實海域中，那群從南方飄盪至台灣的移民女性，她們溫厚、堅毅，戍守在女兒、妻子、母親、媳婦的岡位上，故鄉與異地，上一代與下一代，她們肩挑起責任，在異鄉島嶼上打拚；對比於男性史觀下的唐山祖，訴說先輩渡海拓墾，「番薯不驚落土爛，只願枝葉代代湠」；看似遙遠的故事，而今在新移民身上熠閃，不同時代卻有著相同行動與渴盼。這種韌性貫串至輯二「女人魚」，此輯汲取海洋意象，言及家族女性的生命境遇，乃至自己為人母的折轉。

張郅忻回憶生產過程中歷經的陣痛、打針、剖腹，吃足苦頭，待抱兒子出院時，側看身旁路經老者、病患，她「將懷裡孩子緊緊擁著，輕聲說：『別怕。』」那聲「別怕」，與其對兒子，毋寧說是對自己。女人因孩子、隨母愛而無懼而柔腸，無論海洋有多凶險，人世有多滄桑。

❢移民之聲

八○年代末、九○年代初，台灣正式允許民間聘僱移工，那批主要來自東南亞的移工們，穿越海洋、赴異域討生活。然則，他們或有蒙受威逼，淪為逃跑外勞（例如：逃跑外勞著，四方報編譯《逃：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或有落地生根，成為新移民（配偶）（例如：顧玉玲《回家：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與《我們》、曾心怡《妮娜：來自南洋的妯娌》、強娜威《嫁來天堂的新娘》）。海域這頭，海域那頭，他們視台灣為牢籠、為寶島。

高雄文化局工作之故，因緣際會認識來自越南的姐姐們，並向她們學習越南語。彼時，大家相約在客廳裡學語言，也分享文學與生活；從中認識越南詩人胡春香，拜讀不少越南文學，甚且共同翻譯越南詩歌，彼此沒有文化扞格。郅忻開心分享好友清水姐姐的故鄉順化，順化代表紫色，是越南唯一帶有顏色的地方名稱。「清水姐姐的水杯、包包都是這個顏色，不知道紫色與她故鄉的關聯前，並不知道顏色原來也可以是一種想念。」隨之，侃侃解釋被人視為母系社會的越南，實則為父系社會，「父系與母系的爭辯恰好顯示不同的視角與觀看」，或可說兩者之間是參照下的認定。而參照，正使郅忻的眼界變得開闊與包容。

接觸越南文化、新移民後，除了積極推廣和關照越南文學、移民工文學，也輾轉將關注面向落實於自己的研究領域。她的博士論文將以移民工文學為對象，然而老師認為部分越南雜誌有文學性不足的問題，偏偏雜誌又帶有強烈的移民之聲，故開始思索文學性的定義，及文學性的範疇是否該往外擴張？

「文學是什麼？」郅忻提出大哉問。難以一時解答的，便攜著疑問在創作裡、在研究中尋找。

❢分水嶺上

從第一本書《我家是聯合國》到《我的肚腹裡有一片海洋》，書頁翻開、闔起，起落間兩年過去，郅忻已由亭亭少女到人妻人母。孩子占據了大部分的時間，閱讀及創作變得零瑣，只能等到先生下班，將孩子交託，自己方得一個半至兩小時空閒至咖啡館看書寫字。雖然如此，談及兒子安古仍雀躍。她笑言開始學會說「不要」及「還要」的安古，恍若已入叛逆期，並秀出手機裡安古聆聽越南歌曲時手舞足蹈的影片。她說還想要以散文記錄孩子成長，捕捉每個一瞬。

而身為母親，她也開始感同身受自己的母親，那個在自己幼年時便已離異的媽媽，遠在台北的媽媽；明白母親對孩子的愛與貼己的記憶，並不因相處長短而抹去，母女的疏離感因理解而漸漸消泯。跨在孩子與母親的分水嶺上，昔日的女孩已多了寬慰，少了銳利。

印象裡郅忻的文章以女性為主軸，但她曾撰寫以公公的爸爸為原形的小說──〈裁縫刀〉，試圖通過想像去拼湊一個鮮少被人談起、被人記得，像消失在家庭中的人；抑或上一本書裡的〈織〉寫阿公在六○年代至越南工作，而這恰巧與越南姐姐至台灣工作成對照。這篇小說彷彿前導，因為郅忻接下來將寫一個更龐大的議題，關於紡織工廠、加工出口區的故事。

她分享《文訊》裡一篇專訪黎紫書的文章，內容寫道：「寫作是梳理自己的情感與情緒的很好途徑，寫作讓我去過好我的人生。」她頗喜歡這句話，不過又覺得跟黎紫書的背景和寫作過程有點不同，語境自然有異。我約莫曉得她說的同與異，知道寫作的人藉由書寫釐清自己與世界，在這同時，就已經慢慢調整步調去過好自己的人生了。

訪談結束，雨仍微微地下著，我與郅忻一同漫步到捷運站。在入口處分手時，擔心不諳台北的她，遂目送她進站，直到那身影融入湧動人群。然後，回到屬於她的海域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