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黛嫚

行政院主計總處剛公布的調查報告，指出台灣女性去年整體平均時薪落後男性約百分之十五。主計總處官員表示，兩性薪資差距逐年縮小為時代趨勢，不過男女薪資仍受本身的職業性質、工作年資、教育程度等因素影響，使得薪資水準有差異。這則新聞帶來的訊息是，儘管兩性平權運動進行了這麼多年，性別政治仍是職場中的重要問題。

文訊雜誌社長封德屏一九九七年曾寫過一篇論文，分析副刊主編的角色，其中論及性別，結論是「五十年來台灣副刊女性與男性的比例約為一比七」。這篇論文只提出統計結果，並沒有進一步分析為何是這樣的比例，不過這個統計結果和我親自經歷的報社職場是一致的。

我剛進副刊時，除了主編是男性，辦公室裡還有兩位資深的男性編輯，其他由新任主編應徵進來的編輯只有一位男性，此後在我任職的二十年間，副刊由十多位編輯到最後結束時編制只有兩名文字編輯，大多時候都只有一位、最多兩位編輯是男性，這樣的統計和主編的男女比例似乎背道而馳，不過因為沒有精算，加上每一家報社的情況也不相同，頂多只能提出基層的編輯女多男少這樣粗淺的觀察。

由於男性編輯好手難覓，只要在副刊表現不錯的男編輯，很容易就受到矚目。舉一個例子：那時在《時報周刊》工作的詩人商禽，和梅新主編是老友，經常在晚餐時刻來找主編吃飯喝酒，我有空時也常作陪。印象裡商禽先生是很風趣的人，他工作的周刊又有很多社會、政治最權威的祕辛、知名明星的花花草草，邊吃邊聊這些緋聞八卦讓美酒佳餚顯得豐富多了。後來他工作的單位有個編輯缺，他看中了當時在副刊代班的一位年輕小說家，等他代班結束就挖角到周刊去。過後不久，再遇到商禽先生，因為還算熟，我便開玩笑問道，「您怎麼沒有考慮問我要不要去啊？」商禽先生回答，周刊的工作常要熬夜加班，也要常常出差採訪，男生比較適合。

我喜歡我的工作，並沒有離職跳槽的念頭，我只是無法接受性別成為雇用的先決條件，記得當時我跟商禽先生說：「您所說的這些事，我雖是個女生，但我都做得到。」商禽先生笑而不答，大約也有無法對女子明說的難處吧。年輕時擁有挑戰全世界的銳氣，如今，當然知道自己的局限了。

我自己擔任主編應徵新同事時，偶爾也會著眼於性別，我確切知道男性和女性的工作方式、思維角度都不一樣，巴基斯坦的政治家真納說：「如果女人無法與男人肩並肩參與事務，那麼所有事務都不會有突破的一日。」封德屏的論文中也提到，「相差雖然懸殊，女性主編的表現卻不讓鬚眉，她們時而溫柔，時而堅毅的女性特質，與男性主編一起貢獻心力，灌溉副刊的園地。」

只是，編輯這一行，性別因素對工作成果會產生的影響，仍然是一個值得繼續探討的問題。